从初出茅庐到中共核心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21岁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五四时期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通知，29日下午6点，他与何叔衡（毛泽东挚友，湖南共产主义组织创始人之一）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碰头，乘着暮色，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匆忙，没有让亲友送行。7月，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8岁的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摆在他面前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在湖南组建共产党组织。中共“一大”没有对如何发展共产党地方组织提供具体的办法，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人。支部租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场所。清水塘在长沙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清水塘”一名由此而来。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穿上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工厂去，同他们谈心里话、做朋友。他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部分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他还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在1922年2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这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革命理想和热情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也是毛泽东的工作重点之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基础较好的学校积极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许多优秀的共产党早期党员，如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共产党的。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对毛泽东个人而言，经过两年基层实践工作的锻炼，年轻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位老练的革命家，兼具“老同志”的稳健与“新青年”的活力。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后的革命中，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干，在这时已初见端倪。

　　毛泽东出色的能力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认可与肯定，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很赏识毛泽东。1923年1月，陈独秀开始筹备中共“三大”，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同时把毛泽东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毛泽东校友，1922年加入中共）回湖南接替毛泽东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湖南的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前往上海，开始接受新的任务。

　　抵达上海后不久，毛泽东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赶赴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等人，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

　　中共“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年轻的中共相比，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4年，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又在广东建立了根据地，其领袖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革命欲成功，必须改弦易辙，故他对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合作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早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随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的“二七”惨案（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民族民主革命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在中共“三大”上，对于国共要不要合作问题，与会者没有太大意见，讨论的焦点是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他指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规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共产党）”。正是这一规定，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共产党人，开始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机构。

　　中共“三大”选举产生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以后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年他刚满30岁，正值而立之年。

　　中共“三大”之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与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所交往。他经常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到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他的湖南老乡谭延闿住处，交流意见与看法。谭延闿当时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通过与他的交往，毛泽东加强了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了条件。

　　人们通常认为：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共产党是一个新党、小党。但在当时的湖南，情况恰恰相反：在湘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湖南国民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开展什么像样的活动。所以，广州国民政府打算派国民党元老、毛泽东的湖南老乡覃振回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的筹备工作。

　　1923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落实“三大”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国民党筹备员的名号，这就是上述信中所说的“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

　　在毛泽东回湖南之前，中共湘区委已经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但与此同时，谭延闿开始率军讨伐赵恒惕，湖南战事吃紧，即上述信中所讲的“政局忽又变化”。所以，湖南国民党部的筹建工作没有完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