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王世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另一个人是黄琳：“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那天深夜，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都能听到播音员哽咽的声音。

　　不过，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在深更半夜打开电视的习惯，就算是喜欢夜生活的人，此时也正在泡酒吧呢。人民日报社有个记者听到消息，立即从床上跳将起来，跑到街上去。这时已是凌晨3点。这记者拦住一个行人就问：“邓小平去世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那人摇摇晃晃，嘴里冒着啤酒的味道，打着饱嗝，先是以为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后来又以为是警察，等到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他说：“是吗？我还不知道。”

　　不能说老百姓不关心这位老人，只能说记者的消息过于灵通，神经过于敏感。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香港的38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在北京，三○一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灵车将从这里走过，就在那里等着。“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岁的老人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有一帮年轻人中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人人手捧邓小平遗像。有个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双膝下跪，旁边一个三尺女童，双手抱着个小花圈，上面挂着挽联：“邓爷爷我想您，孙女思思鞠躬。”人群中还有个人名叫方子青，是天津武清县的一个农民，他和妻子乘汽车，转火车，赶了120公里路来到北京，直奔这个路口，站下就不走了，说是来给小平同志送行。“是他让我们吃饱了穿暖了。”他哽咽着说。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

　　我们唱着东方红，

　　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领路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本文摘自《变化》，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