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失策的“大搬家”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可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是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石仲泉《长征行》）在延安整风时，作为错误路线主要执行者的博古曾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杨尚昆回忆录》）长征出发前，为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派出3000多人到中央机关及直属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机器，作撤退的准备，经过两天两夜晚的紧张工作，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物资。当时，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带上了，大到印钞票的石印机、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有的笨重的机器要20个人抬竟然也带上了。为了不使这些家当丢失，战斗部队分成前后左右加以保护，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新组建的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作为两侧保护，殿后的是红五军团。这几个军团前后左右保卫着庞大的中央两个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这样，“使能征善战的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杨尚昆回忆录》）

　　两个中央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搬家。其中，中央教导师6000多人作为中央纵队的第二梯队，抬、扛、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据时任中央教导师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种破布包扎捆绑的各式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特别是进入五岭山区后，队伍拥挤不堪，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彭德怀曾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此时还剩下的400多担物资全部破坏丢弃，当部队打开这些包裹箱时，这才发现“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还有许多没有用的废旧的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板、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红军长征回忆史料》）

　　由于敌情严峻，部队只能夜间行军，走的又多是小路、山路；8万多人的庞大队伍中，竟有1万多人是没有战斗力的搬家队，而主力部队的任务又是保证这支搬家队不受损失，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就可想而知了。对此，陈伯钧在其长征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道：“本来十七时许即应出发，但因第三十七团过于延长时间，以致十八时以后才开动。结果迟延了一两点钟，耽误了时间，阻塞了后梯队的前进。这真是迟钝的罪过，是夜经过十二小时的时间才到宿营地仓前。因路碍及行军组织较差，落伍人员较多，部队较疲劳。”在此后的日记中，类似的记载很多。如11月2日：“是夜及日间我行李担子离队太远，耽误时间太久，军团等我们等了六个小时，我们等三十七团首长等了七个小时，真令人焦急万分。”11月17日：“继续昨日行军。沿途同路多阻，迟迟不得进，拂晓后尚离目的地二十余里，一直到分路时才稍微舒畅，结果一日到达之行程，竟多费半日时间。疲劳、饥饿沿途不可胜计”，等等。陈伯钧作为前线指挥员，面对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部队行动迟缓，处处被动，焦虑之情跃然纸上。

　　正因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背上大量的坛坛罐罐，而为保护这些坛坛罐罐致使战斗部队行动迟缓，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使蒋介石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修筑第四道封锁线，结果导致了湘江之战的严重失利。（罗平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