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树敌太多”

　　建国前后，面对各级公安部门镇压反革命的强烈要求，毛泽东一度“不够积极”(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并把帮会组织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

　　毛泽东的顾虑从何而来？

　　一方面，中共与帮会有过长期合作的经历，而解放军进军上海和四川等地时还一度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若此时贸然宣布与帮会决裂，不仅给人“背信弃义”之嫌，还可能引发帮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严重威胁尚不稳固的新政权。

　　对毛泽东而言，帮会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建党之初，他就发现了帮会这个特殊的社会力量。他认为，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利用帮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潮。

　　1922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立三打入红帮内部，成功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随后，包惠僧、陈潭秋同样借助帮会势力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罢工的经验，打入青帮组织，在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

　　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民运动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而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共产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对于全党都十分关注的肃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释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