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国共终于全面破裂

　　随着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内部的争论也日见激烈。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民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陈独秀训斥他“天天写信唱高调”，先撤去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实行组织惩戒。陈独秀、鲍罗廷在离职前几天还决定调蔡和森到海参崴，调毛泽东到四川, 使他们远离中央。在 6 月 27 日的中央会议上，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发言批评陈独秀 , 要求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陈大发雷霆，说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并把团中央所作决议弃之于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瞿秋白赞成蔡和森、毛泽东的主张。6 月 6 日 , 张太雷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指出在当前反革命一齐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 , 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瞿秋白6月13日发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一文，指出当前革命的迫切任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集中势力进攻新军阀，巩固扩大革命的领域。他对陈独秀拒绝接受蔡和森的建议十分不满，认为“在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全部暴露给蒋介石、汪精卫”。他忧虑地说：“在一些问题上，过多地迁就陈独秀，是会使党的事业受损失的。”

　　这时，共产国际也预感到汪精卫要与共产党决裂，指示鲍罗廷对“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矛头指向不听话的陈独秀。鲍罗廷与陈独秀立场接近，对共产国际改组中央的训令秘而不发。鲍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知道鲍要推卸责任，并对共产国际先前的政策深为不满，他拒绝去苏联，也表示了与共产国际的决裂态度。

　　7 月1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此，陈独秀不再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

　　7 月 13 日 ,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表示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参与起草宣言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转而奋起反抗的一个信号……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中共临时中央将《对政局的宣言》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使汪精卫终于下决心清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于7月14日晚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的“分共”主张。15 日 , 国民党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三项决定，其中第二项为“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实质就是制裁共产党。这就表明汪精卫政权也公开反共, 即中共党史所称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中共中央虽然宣布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却没有反抗的力量，只能做一些政治鼓动。7月1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号召全国青年为打倒武汉政府而奋斗。汪精卫在7月25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恼羞成怒地说：“我们苦心孤诣维持到现在，并不是不敢翻脸。只要稍微放松一点，哼！看看有没有屠杀！他们这样毫无道理地随便造谣，想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在国民党的权力之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

　　起初，汪精卫还想“和平分共”。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称15 日的分共提案“完全根据于革命利益，执行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国民党右派军人才不理会什么训令，四处出动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武汉迅速进入白色恐怖状态，共产党无法公开活动了。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军人来屠杀。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前，就已经各自隐蔽起来。郑超麟回忆：“有一天，中央秘书处或组织部通知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发生反革命可能，嘱他们躲避……与国民党有接触的一切头等和二等人物，一窝蜂到庐山去了。”郑超麟本人没有离开武汉，也不掌握全面情况。张国焘回忆：7月13日前后，鲍罗廷、瞿秋白、刘少奇等人去了庐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毛泽东等转移到武昌的秘密机关。因为武昌是张发奎的驻防地，何键的部队过不来，暂时还安全。李立三、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去了南昌。陈独秀已被共产国际下令免职，就没人关照他了，14日到汉口一个朋友家里躲避，心情非常沉痛。15日，他托人给临时中央送去一封辞职信，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鲍罗廷、瞿秋白在庐山策划了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又接到国际指示：新派遣的代表纽曼和罗明那兹即将到达武汉，令鲍罗廷带领他的顾问团原班人马回国。7月21日，鲍罗廷、瞿秋白回到武汉，瞿即与鲍划清界限，等待23日到武汉的新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指示。7月27日下午，鲍罗廷与他的顾问团130多人登上汉口开往郑州的火车，经冯玉祥的辖区回国。临行前，武汉国民政府的要员汪精卫、宋子文等聚集车站，礼送老鲍离去。汪精卫还送给老鲍一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签名的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内容是：“鲍罗廷同志自被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今因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便，特修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感念不忘。”国民党给足了鲍罗廷面子，鲍罗廷却神色黯然，一点也打不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