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一年，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原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中一些上层反动分子的煽惑和外国敌对势力的暗中支持，一些地区的小股叛乱武装得以膨胀，叛匪们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袭击入藏的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时局日趋严峻。

　　12月18日，叛匪在拉萨南的贡噶，伏击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37人，伤22人。第二天，叛匪又在贡噶以东的扎囊，袭击解放军值勤小分队，杀害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36人，伤13人。1959年1月，叛匪围攻在昌都西南的中共扎木（现波密）县委，造成汉、藏干部及其家属的重大流血牺牲。

　　与此相呼应，青海、四川等地藏区的叛乱武装也逐渐会聚，并向拉萨移动。各种武器和装备，以及鼓吹叛乱的活跃分子，源源不断地潜入拉萨。旧藏军的主力也陆续进驻拉萨。仇视汉人和中央政府的阴霾，渐渐在拉萨上空弥漫。

　　这些情况很快就反映到北京，1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现在他们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平叛剿匪作战，在我军历史上是一次极其艰巨复杂的军事行动。从社会性质来说，暴乱既有国际背景，又是少数民族上层极少数坏分子的反动行动，它是一场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斗争。从地理条件来说，西南、西北地区是我国的边陲，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文化教育受限制，处于落后状态。从军事行动来说，它不是在正常条件下的战斗，而是在特定的地区、情况变化多端、极为复杂的地形上的战斗。

　　至1959年初，大部分地区的叛乱得到平息。但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情况，和中央对西藏上层采取的政治影响、慎重稳进、耐心等待的方针，叛乱反而呈蔓延势头。

　　3月10日，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挑唆下，有2000多人聚集到14世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闹事。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降措来到这里时，闹事的暴徒用乱刀杀了这位反对叛乱、积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官员，然后马尾拖尸沿街示众，威胁心向中央政府的藏民。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顿·才旺仁增路过闹事地点，他刚走下汽车，就被暴徒们打倒在地，若不是警卫人员迅速把他救上车，他也将惨遭毒手。随后，闹事的人以武力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在大喇嘛绒朗色、宗教官土登降秋、原噶厦政府三噶伦之一索康、主管财政官员夏格巴等煽动下，闹事者们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口号游行。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由此开始。

　　3月19日夜晚，匪徒们继16日夺取通往拉萨的青藏公路控制权后，向我军驻藏部队发起全面攻击。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痛苦，坚决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划的武装叛乱”的决定。

　　王尚荣接到命令，立刻让作战参谋用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

　　3月20日上午10点整，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驻藏部队发出命令：“全面反击，坚决平息叛乱，彻底消灭叛军武装！”战斗首先在拉萨市内及近郊展开。下午，叛军控制的拉萨药王山制高点，被我军占领。晚21点前，解放军攻入了叛军总指挥部罗布林卡。到22日清晨，盘踞在大昭寺的叛匪缴械投降。张国华随即向王尚荣报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我军彻底粉碎。

　　拉萨平叛后，叛匪首领率叛军残部，逃往与印度、不丹接壤的山南地区，与那里的叛乱武装会合。这一带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24条道路通往国外。于是，叛乱集团在此建立起新的大本营。

　　为了不给叛乱武装有任何喘息之机，死灰复燃，王尚荣向平叛前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新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王尚荣根据兵力提出了作战目标：

　　树立打歼灭战思想，在军事打击上做到既狠又准又稳，抓住敌人，务求全歼。战术要机动灵活。在兵力使用和作战行动上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敌变我变，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适时转换，达到集中力量一块一块地搞，一片一片地平息的目的。

　　到1959年底，西藏境内山南、纳木错、昌都几个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基本被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