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他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后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陈毅听了又惊又怒，他在会上大声疾呼：

　　“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在“文革”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其实，他在讲话中道出了他很早就受到毛泽东启迪的心声：“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占上风的年代，能听到这样的讲话，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据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三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