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了欧洲的英雄：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人们

　　在乌克兰基辅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内悬挂着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奋勇扑灭大火的消防员的肖像（摄于2006年4月3日）。 新华社发

　　新华网专稿：事发当天，一架米-6直升机就载着核能源部总工程师和切尔诺贝利采用的RBMK-1000反应堆的总设计师飞到核电站上空。机身在强烈的热气流中剧烈颤抖，工程师仍要求再靠近些。他们发现:4号反应堆的屋顶、起重机和大部分墙体都不见了，循环泵和发电车间的屋顶被多次砸穿，烈焰冲天。接着，两个工程师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重达500吨的反应堆罩变得通红，已经敞开三分之二，亮得炫目的堆芯正在巨大的隆隆声中瞪着他们，里面的一切正在熔化，浓烟像火山一样喷出来。

　　很多机组人员经过几次任务，受到的辐射就超过了人一生允许承受的剂量，飞机也很快变得放射性严重，无法安全使用。驻俄罗斯托祖克的一个前线航空兵团被全部调往切尔诺贝利以东，从米-8到米-26各型直升机立即投入到空运任务中。碳化硼耗尽后又开始投放普通沙子。随着投放的进展，飞行也变得容易得多。直升机投下了近2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工程师终于宣布反应堆内的链式反应停止了，最终直升机的总运量达5000吨。

　　在“石棺”的建造过程中，卡莫夫设计局的卡-25直升机被派来，将传感器准确地穿过小管子，吊放到反应堆内部，测量温度和辐射数据，就像在30米外穿针一样。“石棺”建造的最后，需要把一个重达35吨的盖子吊放到顶部，这将是直升机有史以来吊起过的最大重量。承担这项任务的是米里设计局首席试飞员戈尔根·卡拉佩特扬和格罗莫夫飞行研究中心试飞员安纳托利·格里先科。他们对世界最大的直升机米-26(可吊起20吨重量)进行了彻底改装，拆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设备和附件。即使这样，整个飞机的每一部分都远远超出了设计使用极限，一次耗尽了全部寿命，任务完成后只能被废弃。

　　虽然有防护服，飞机安装了一些铅板，所有直升机飞行员仍然都受到过量的辐射。也许是因为核反应堆距他出生的村庄不远，格里先科两次参加救灾，最多的时候3天内飞了5架次，现场辐射达到200拉德，美国专业标准规定一人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能超过5拉德。1988年9月格里先科出现白血病症状。

　　1989年9月，在英国的技术会议上，米里设计局总设计师阿列克赛·伊万诺夫向美国麦道公司试飞员坎普·帕利尔求援。1990年4月27日，53岁的格里先科在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骨髓来自一位42岁的法国妇女，是从9个国家登记的捐献者中找到的，苏联政府提供了15万美元的手术费。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后约6周，格里先科还是因肺部感染，于7月2日去世。

 尤里·科涅夫

　出事当晚值班的4号反应堆涡轮机操纵员，1976年技校毕业分配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午夜接班时，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负责的8号涡轮机进行一次惯性试验，模拟外接电源被切断的紧急情况时，试验这台涡轮机剩余的惯性能量是否能继续驱动水循环泵，直到柴油发电机组接替。

　一小时后，试验开始，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和许多工程师都留了下来。科涅夫在控制台上开始关机操作。就在涡轮机停机时，管道走廊突然发生爆炸，钢筋混凝土墙开始崩塌，7号涡轮机上方的混凝土屋顶砸了下来。数秒钟内柴油机接替供电，应急灯打开，但车间屋顶仍在一层层破碎。

　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科涅夫非常幸运，屋顶水泥板并没有落到8号涡轮机上，几分钟后又有一个数吨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边1米远的位置。不一会儿，当班主任和副总工程师跑进车间，命令科涅夫照顾好8号涡轮机。在一片黑暗中，高工们和车间主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涡轮机车间的应急设备在辐射水平上升时就会启动，但这次辐射太强，这些设备一下就失灵了。

　在科涅夫忙着折腾涡轮机时，电工巴拉诺夫(后来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跑进来，开始泵出冷却涡轮发电机的氢，他的举动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随后车间陷入了可怕的寂静。科涅夫和巴拉诺夫走到小阳台上抽支烟，才看到楼下地面上散布着被爆炸抛出的反应堆碎片和大块石墨。后来他们才明白当时阳台上有多危险，他们抽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后两小时，科涅夫开始非常难受，眼睛出现剧烈灼痛，不停地流泪。他和当班的检查员尤拉·韦尔希宁(后来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辆座位和内壁都铺满塑料布的公共汽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用专机运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伦琴的辐射，属于3度辐射病(最高为4度)，7月14日出院。医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除了眼睛里有两个人造晶体，时常患支气管炎，科涅夫无其他不适。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有心脏和胃的问题。当晚的钳工安德烈伊·塔马津是唯一活着被诊断出4度辐射病的，剂量达860伦琴，有的消防员超过2000伦琴。当然这些数字当时不会告诉他们，科涅夫直到1992或1993年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