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僵局时，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对这件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很重视。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国。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让斯大林感到，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正是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这天下午，他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当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住处，就中苏条约等事项征询其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

　　毛泽东在对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进行仔细分析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因有些不放心，毛泽东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犹如晴空万里，显得特别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他甚至还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启程，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

　　1月3日，毛泽东再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的目的。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故此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1月6日，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但维辛斯基的态度又有所犹豫。他认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他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