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慎劝毛泽东“降温”

尽管挨批，但挨批的人也得继续工作，毛泽东说财经工作还得由陈云等人来做，此外也没别人了。但是，由于毛泽东走上前台领导经济，陈云率领的中央财经小组变成了一个无实权的机构，它的任务只是向毛泽东提供经济信息和各种意见。

那个年头，农业最缺粮食，工业最缺钢。所以，大跃进的战线上，农业高产“卫星”不断升天。毛泽东开始操心的已经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太多吃不完，他甚至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赫鲁晓夫，问“苏联是怎么处理粮食吃不完的问题的”。而实际上，大跃进之后，中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粮食“高产”同时，毛泽东问冶金部长，说钢产量能不能翻一番，冶金部长想了想说“好吧”。结果1958年计划钢产量就从530万吨，“嗖”地一下成了1070万吨。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无奈，冶金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当时，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找到陈云，希望他就“大跃进”中一些问题找毛泽东谈谈。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陈云明白，那时候提反对意见没有用，但他又不能像其他领导一样讲违心的话，所以陈云选择沉默。

但是当1959年的计划钢产量变成不靠谱的3000万吨时，陈云说话了，他要尽可能地对这个指标采取降温和补救的措施。当然，一定要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矫正。

就这个3000万吨的指标，毛泽东也征求了陈云的意见，陈云没有直接说不行，而是给了毛泽东一组数据：英国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言外之意，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还多，不可能完成。

于是，毛泽东退了一步，把指标降到了1800万吨。即便是1800万吨，陈云也觉得无法完成，可这事不能硬顶，因为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他找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希望胡不要把这个具体数字写入会议公报，因为一旦公开，就很难再加以调整。但是胡乔木没敢把陈云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而是把这段数字堂而皇之的见报了。

1959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在这次会前，胡乔木才把陈云给他的建议转告毛泽东。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不过，当时就算胡乔木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

在毛泽东批评胡乔木的时候，其实已经觉察出大跃进的问题，所以对指标曾提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陈云适时地对毛提出1800万吨难以完成，毛泽东直接说，“那就拉倒！”这表明毛已经着手要调整高指标。想起陈云以前的反冒进，毛泽东说陈云“很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

但是这种偶尔出现的调整，并没改变“大跃进”的整体走势。

“经济还得由陈云出来搞”

在整个的“大跃进”运动中，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结果，为了炼铁，山上的树砍光了，庄稼荒在地里，而炼出来的却是海绵铁，根本不能用。工业建设上，为了快为了省，许多重点基建项目质量问题严重，有的工厂连地基都没打好，有的建造项目连勘察程序都省了，画张图纸就敢开工。造成许多厂房倒塌，工人死伤。

由于尝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苦果，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承认，“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为了对乱糟糟的经济实行“调整”，毛泽东点名要陈云讲话，说“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毛泽东让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长，收拾一锅粥似的中国经济。而这种整顿，陈云其实从半年前就已着手准备了。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不足。为了解决粮食不够吃造成的营养不良，陈云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过一笔账，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供应城市30亿斤大豆，这是可能的。在缺少肉蛋的情况下，拿大豆补充营养，是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但总吃豆子也不行，人总是要吃饭的，陈云提出进口粮食。可在当时，吃进口粮还属于禁区，但是不进口粮食，百姓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为了搞到粮食，哪怕是禁区也要闯。于是，500万吨的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运回了中国。

再说通货膨胀。那时货币流通130亿，实际只需70亿，多出60亿，如果不收回来，物价肯定要涨。怎么收，提高糖价，把多余的货币回笼，通货膨胀自然可以避免。为恢复农业，陈云甚至提出实行毛泽东强烈反对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

这么干了一年多，中国经济有了明显好转。然而，随着毛泽东对陈云“分田单干”的再次批判，陈云再次“靠边站”了。（本文摘自《翻阅日历》，作者：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