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 斯大林是否主张“划江而治”

　　[摘要]　关于斯大林在解放战争后期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对1994年公布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往来的电报，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解读。通过对“划江而治”的源起以及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往来电报的分析，可以认为斯大林没有明确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但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没有使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想法。苏联战略安全利益第一位和苏美关系的大局始终决定着斯大林此时的复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斯大林双重的对华政策和复杂意图。这是毛泽东多次抱怨说斯大林“阻止我们过长江”的原因。

　　在解放战争后期，关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主张“划江而治”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1994年，俄罗斯学者С.Л.齐赫文斯基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往来的6份电报，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参见〔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原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但是，对这6份电报，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解读。认为电报证明斯大林不可能主张“划江而治”观点的有：王真《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沈济时《关于斯大林劝阻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问题的探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张克敏《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探秘》，《党史纵览》2002年第10期；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但是，韩国学者金东吉（Donggil kim）认为，斯大林电报的企图是让中国革命就此止步，是“划江而治”和“南北朝”说法之源头，后来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提出的“联合政府”就是斯大林阻止渡江的证据，（见〔韩〕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本文试就此问题再做分析和探讨。

　　一、“划江而治”问题的源起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推进，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成定局，美国政府感觉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已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鉴于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1948年10月他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参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327页。）

　　马歇尔不同意这个建议，怕美国政府“就要对由此而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美国外交文件》，1948年第7卷，第569页。中译文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据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提出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由此，在美国的策动和支持下，国民党政府开始策划“划江而治”的活动。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再次想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获得喘息的机会。而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则号召全党和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就在这时，1月10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建议中共和国民党政府再次进行和谈的电报。这一电报很容易使人想起重庆谈判前夕的一幕，其真实用意何在？斯大林是不是又要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妥协？是不是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江，主张“划江而治”呢？对此，应着重分析这期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往来的所有电报，以求得出客观结论。

　　二、斯大林和毛泽东往来电报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