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洪立即叫宋中直奔美国队所住的饭店，将这一消息通知美国队。此时已是上午10时30分，美国队的副团长哈里森正好走出饭店大门，准备外出。当时的美国队已准备第二天回国。当宋中将访华的消息告诉哈里森时，哈里森简直难以置信，随即表示，将与团长和队员们商量一下。但不巧的是，团长斯廷霍文一时难以找到。上午11时，哈里森立即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报告此事，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迈耶不在，正在周末值班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坎宁安大胆承担责任，鼓励和支持美国队访华，并主动解释，这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相一致。1999年1月28日，笔者电话采访了坎宁安，并收到他的书面答复。他表示，自己绝对无法预测和想象，周恩来总理会同意接待美国代表队，但他可以断定，如果美国队拒绝邀请，其后果将十分严重。他还提到，自己其实是遵循了道家的无为哲学，被动地接受了中国邀请而已。其实，坎宁安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果断、大胆和魄力，而且表现了他对中美关系最新走向的精准判断力，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中美之间正在实施一系列的秘密渠道。事后，基辛格在自传中提到，“由于坎宁安的理解力和推动力，他应该得到更多的称赞和荣誉。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是没有如此勇敢的”。

　　为了慎重起见，4月7日傍晚，当驻日大使知道此事后，还是立即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国务卿罗杰斯当即将电报送往白宫。当尼克松见了电报时，“又惊又喜”，因为他“从来没有期望中国事务的启动会以乒乓球队的形式来实现”。于是，尼克松“立即批准接受邀请”。而且，收到电报后，尼克松立即召集罗杰斯和基辛格开会，研讨北京的真实意图。其共同的结论是，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意味着一个重大外交进程的起点”。

　　万事俱备之后，还有一件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即全体美国运动员是否愿意去中国访问？他们的父母是否会阻止他们成行？当时，只有15岁的女运动员伯琴斯基首先打电话给父亲，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以为女儿是一人去中国旅游，当知道是一批人同行，才勉强答应。但是，更多的运动员还是忧心忡忡，担心此行的人身安全。随队的美国乒协会刊主编博根，还十分悲壮地向在美国的太太嘱咐后事。最后，一位女运动员和一位尚未获得美国籍的南朝鲜运动员李达俊因顾虑人身安全，决定放弃访问中国的机会。

　　当天，中美双方在日本名古屋爱知体育馆的贵宾室讨论访华事宜。哈里森又提出一个难题：美国队所持的团体机票规定，必须在4月14日前返美，不然的话，每人必须多花170美元。对此宋中表态：“这个好办。你们部分困难，我们部分解决；全部困难，我们全部解决。”最后，美国乒乓球队终于在4月10日上午10时，正式踏上中国的罗湖桥，开始了历史性的7天访问。

　　正面舆论推波助澜　 乒乓外交空前成功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意见。图为周恩来总理会见基辛格博士。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为乒乓外交提供了前提，但乒乓外交成功的一大要素是美国公众舆论。基辛格事后也曾指出，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透露出去后，他非常紧张，唯恐民众谴责政策制定者允许美国队去中国，“但出乎意料的是，美国民众、政界和新闻媒体的反应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

　　美国舆论对乒乓外交的正面反应首先表现在美国两大重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标题上，从这可见它们对此事件的基本价值取向。如《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标题“周（恩来）会见美国队成员；中国人的欢迎十分热烈”、《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美国官方认为中国的行动（邀请美国的访华）是停止走向孤立的动态”等。

　　同时，一些媒体的社论和评论，也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正面评价。4月8日的《纽约时报》发文指出，此一事件的发生时机与尼克松政府评估中国政策的最后阶段，正好吻合，并预测：“美国总统将很快决定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有些文章甚至给尼克松施加压力，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门票已完全控制在尼克松的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