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队参赛一波三折　周总理强调“不去怎么行”

　　根据国际乒联的决定，第31届世乒赛定于1971年3月1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但距离报名截止日期还差10天之时，中国方面仍然没有动静，中国队的缺席似乎已成定局。

　　在此关键时刻，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排除国内右翼势力的阻扰，于1月24日亲赴北京，希望以他的诚意，促使中方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后藤同意在中日双方的会谈纪要上专门提及，日方在比赛期间将遵守“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包括不执行敌视中国大陆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扰日中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为了进一步表示超出常态的诚意，后藤明确承诺，一旦日中两国乒协签署了会谈纪要，他将立即前往新加坡参加亚乒联会议，并提出动议，开除台湾在亚洲乒协的席位，如果他的动议不被通过，他就立即辞去亚乒联主席的职务。此外，中方谈判代表坚持在谈话纪要上写上有关台湾的文字，并列为纪要的第一条。对此，后藤希望不要把超出乒乓球交流的内容写进纪要。但中方坚持立场，后藤只能称病不起，闭门谢客。会谈陷入僵局，中国队参赛出现第一次危机。

　　1月29日中午，周恩来总理召集外交、体育和乒协等的负责人在中南海开会。最后，在周总理“要看事实，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的原则指导下，中日双方的会谈纪要于2月1日签署。

　　天有不测之风云。2月8日，南越军队在美军的支持下，发动了“兰山719”军事行动，旨在切断“胡志明小道”。为了声援北越，周恩来专访河内，并发表中越两国联合公报，强调如果美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在此大背景之下，柬埔寨王国团结政府（以西哈努克为首）教育和青年大臣江裕朗在会见中国乒协主席宋中时，明确提出他们将绝不与柬埔寨朗诺政府的乒乓球代表团同场比赛，并希望组成一个真正代表柬埔寨政府的乒乓球队，将朗诺的代表队驱逐出去，或者两者都缺席。但江裕朗知道自己弱小的政府无力回天，希望中国也以缺席的方式，抗议朗诺政府。中国队参赛出现第二次危机。

　　而且，乒乓球队赴日比赛一事，尚未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当周将有关后藤钾二来华会谈的简报呈送毛泽东审批时，毛在一个半月里，既不批示，也不退回，而将它“留中不发”。

　　3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开会。周神色庄重地问道：“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参加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与会者提出是否可以讨论以后，再向周报告。周指示：立即召集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和代表团其他相关人员，共同讨论究竟要不要参加世乒赛。结果，当天晚上的紧急会议上，多数运动员和教练员表示，应当优先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参加比赛。但也有人表达了相反意见。例如，乒乓球队男队协理鲁明荣认为，我们队应该参加比赛，“不能把体育就当成政治，体育和政治毕竟有区别”。鲁明荣的发言得到乒协主席宋中和教练员徐寅生的支持。最后，会议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代表团去名古屋，但是不比赛，让日本人想问题。中国队参赛出现第三次危机。

　　第二天，参加讨论会的领导人直奔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恩来汇报。周在听了汇报之后，说：“不去怎么行！”周强调，如果不参加比赛，就要失信于日本的后藤钾二，增加今后参加国际比赛的麻烦。最后，周果断地说：“中国遵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要求男队第一主力庄则栋作出个人牺牲，在单打第二轮与朗诺政府的运动员相遇时弃权。面对如此重大的决定，周说：“只有下这个决心了，我现在就写报告请示主席。”周立即铺纸落笔，给毛写报告。周在报告中强调此次出国比赛的重要性，并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且，我球队如去，当做好各种警戒准备。

　　周恩来写完报告，立即要求秘书将报告送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这次，毛泽东的回复极快，在当天上午，离中国队起程赴日只有2天时，毛在周的报告上批示：“照办。”至此，中国乒乓球队的参赛经过三次危机之后，才最后定局。

　　值得一提的是，在乒乓球队行前的各种准备中，有关决策部门始终没有将中美关系的可能变化和发展，列入议题和计划。相反，有关方面给球队设置了许多戒律。例如，如果中国队与美国代表团官员相遇时，中方成员不许主动交谈和寒暄；如果和美国队比赛，赛前不得交流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对于这些书面戒律，毛泽东也圈阅同意。而且，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比赛的前一天，周恩来再度与全体代表团成员见面，谈了国际形势、中日关系、柬埔寨情势等，唯独没谈中美关系。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决策层规划中，这次赴日比赛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没有什么关联，主要目的是通过参赛，扩大中国在世界上，尤其是亚洲的政治影响，为今后中国体育经常性地走出国门，探路试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