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说，因自己经常应邀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的评委，便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沟通电话”、经常见识各种名目的“公关”。有时到外地参加项目评审，半夜12点之前，他不敢回宾馆，因为前来公关的人常蹲守在宾馆门口。对此，他不堪其扰，也怒不可遏，声明“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并呼吁科技“管理体制必须规范化”，不然“科技发展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浪费”。

 邢教授说的问题，也是科技界许多代表委员的共识。早在2007年，就有人大代表抨击科研人员“攻关”不如“公关”的不正常现象。因为本身为非赢利机构，科技界“跑部钱进”的热情只会比地方政府更高，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就曾说：“擅长拉关系、找‘婆婆’的人手中握着大把的经费和项目资源，一些真正想做事、能做事、不会‘跑部钱进’的人却揭不开锅。”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很多大学衡量成就大小“不是看你做出什么，而是看你拿了多少钱”，也就不难理解科学家纷纷成了“老板”，研究生成了“硕士工”“博士工”，而官员常常成了“首席科学家”。

 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就形成了鞋子，体制给了科研的框架，科研也就成全了体制，毕竟驴子尚且为了悬在眼前的胡萝卜而不停拉磨，何况科研经费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胡萝卜。只是虽然近年来科研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相对位居世界第一的5100万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总还是僧多粥少，于是会叫、善叫的鸟儿有虫吃，得宠的鸟儿、位居高位的鸟儿有虫吃，便成了公开的潜规则，这里面虽也触及“不诚信”的软肋，但根本上还是官本位的行政化体制在作怪。

 “公关”者，本指“公共关系”，在“公共关系”常常变成“私人关系”的语境下，“公关”似乎也常常异化为“攻下占据公共资源者的关”之“攻关”，其炮弹大多是一个个信封，里面有“东西”。在如此“攻关”成了一时风习之后，这“东西”你想退都没门，就像发射出的炮弹不可能重新装回弹筒。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就曾因为被当成“疑似”评审专家，有人来送钱，他把钱寄回去，结果人家处理不了，因为这笔钱在账面上早就已经报销了。也就是，有些科研单位不是没有钱，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甚至不惜让某位副校长专职“公关”，也不惜撒出几十万上百万的钱。

 三年前一次调查表明，有14％的科研人员认为在项目申请上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有50.7％的人认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申请课题困难”。但奇怪的是，“难立的项目，易结的题”，细想想，又很正常，精力都花在跑“钱”上了，目标都已移位了，既然已经拿到了经费，也都按“功劳”大小分配过了，到时凑合着拿出论文或“成果”也就完成科研任务了。

 这样的科研，让人想到两千多年前的李斯，他一心只想做一个“仓鼠”，体面地在粮仓里享受着无穷无尽的富贵生活。（洪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