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首长“交流组阁”

    这样一直忙活到9月初。一天，接到刘亚楼司令员打来的电话:要我立即去北京汇报进展情况。我赶紧放下手边工作，火速赶到北京。见面后，我向刘司令员汇报了四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是旅团的驻地问题。目前营房还没有着落，飞行团的营房都被苏联部队使用，交涉还没有结果。而我的旅部营房也没能解决，只有在东塔机场先将就着。第二是机场的现状。我说我考察了于洪屯、辽阳、鞍山三个机场，于洪屯的机场较好，辽阳、鞍山机场较旧，正在尽力尽快整理。第三是米格—15改装型飞行单飞驾驶技术我已经基本掌握。最后则是我已和苏军一五一师师长别洛夫取得联系，正在向他学习对空指挥战略战术。

    听罢进展汇报，刘司令员首先对我传达了部队的调整情况:空三旅的机构已经确定，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步兵独立第二〇九师师部及其六二五、六二六、六二七3个团的团部充任空三旅的旅团机关。对二〇九师师长、政委等同志组织上另有安排，不会随部队过来。关于政委的人选，还没有最后决定。

    接着，刘司令员对我布置任务:你现在的工作是回去赶快把旅部和各团的营房交涉下来，准备接收二〇九师的机构。各团的营房，不要去挤苏军部队的，可以在机场附近另找。旅部营房不一定非得设在沈阳市里，东塔机场能行就设在东塔。

    听完部署，看刘司令员没有别的吩咐，我立即抓紧时间开始向刘司令员“讨价还价”:我说为了工作尽快开展，我建议刘司令员任命袁彬、林虎、孟进三位同志担任飞行团团长。原因是万事开头难，我需要一个得力助手帮我分担一些工作。而袁彬是我的老同学，彼此了解、摸底，他可以先当团长，然后当副旅长。至于林虎和孟进同志，据我在老航校的观察，林虎同志是一员敢打硬仗的虎将，孟进同志行事稳重、谨慎，是一员“儒将”，组成一个班子正好相配。听完我的建议，刘司令员当即表示同意。

    雏鹰终展翅

    辞别刘司令员，我立即赶回沈阳，向段司令员汇报了刘司令员的指示，同时请段司令员出面再与东北军区协商，尽快指定一个区域作旅部营房。经过协商，段司令员和我认为旅部就定在东塔机场，至于飞行团的房子，只能向苏军部队交涉，请他们让一点出来使用。

    事情决定下来后，我首先赶往东塔机场，勘察了房子后，我觉得进驻一个旅部应该没有问题，就在现场拍板进驻。之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苏军驻地，找到了别洛夫，商量关于各团营房的事。我“满面春风”地对他说:“我的部队机关即将到来，请您的部队稍让一点点房子给我。”由于和别洛夫一直关系处得不错，他爽快地答应说:“没问题。”这样，又一个重要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

    9月28日，我华北陆军独立第二〇九师的师团机关正式进驻沈阳:师部由师长高厚良同志率领到达东塔机场，六二五团团部由团长康玉山、政委白化民同志率领进驻沈西于洪屯机场，六二六团团部由团长(忘记此位同志姓名)、政委吕品同志率领进驻辽阳机场，六二七团团部由团长韩锦标、政委王吉奎同志率领进驻鞍山机场。

    1950年9月29日，由刘亚楼、常乾坤、王弼等我空军领导联合签署《第四十号命令》。根据此命令，华北独立第二〇九师师部及所属六二五、六二六、六二七团团部机构整编为空军第三驱逐旅旅部及所属七、八、九团团部机构，作为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校长的我被任命为空军第三驱逐旅旅长，高厚良同志任空军第三驱逐旅政治委员，纪亭榭同志任副旅长、王福华同志任旅参谋长、罗平任同志任旅政治部主任，梁璞同志任旅副参谋长。同时任命袁彬为第七团团长、林虎为第八团团长、孟进为第九团团长；原六二五团团长康玉山同志改任第七团政委、白化民同志改任第七供应大队政委。

    10月5日，我和同志们在空三旅旅部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驱逐旅(代号大西洋部队)及其所属七、八、九团和七、八、九供应大队正式成立。接下来，我们为使部队早日锻炼成一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符合现代化战争规律的队伍而投入到夜以继日的训练工作中。（李清扬 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