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样，经过上海局和所属上海、南京市委等的努力，在起义之前，“重庆号”巡洋舰已有准备起义的军官：上校舰长邓兆祥、少校陈宗孟、张景荣、周方先、中校陈景文、少尉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林绍禹等9人。士兵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已组织成“士兵解放委员会”，他们是王颐桢、武定国、李铁羽、张启钰、毕重远、赵嘉堂、洪进先等，有27人；另一部分人是由舰上军官蒋树德（已列入军官项内）、士兵王继挺领导发展的杨继和、李明阳、卢贤举、吴楚波、朱屏藩、刘耀俊、方昆山、宋刚等18人，还有锅炉房技工张兴昌。这就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了。但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军舰上，有副舰长牟秉剑为首的特务监视，军官之间和士兵之间，虽然可以互相串连，但只能在小范围内互相串连，即使“士兵解放委员会”，也是分几个系统联系的。两部分准备起义的士兵各有起义计划。好在蒋树德为争取洪进先，将他领导的起义人员等情况告诉了洪，所以王颐桢等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几个骨干比较了解蒋树德、王继挺他们准备起义人员情况 ，但蒋树德他们却不知道另有士兵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对其情况更所知有限。但这两部分士兵事先总算有了一定的联系，对起义是有利的，特别是地下党对官兵多方面做了工作，形成了只要时机成熟就能一呼百应的形势。

1949年2月间，曾祥福、莫香传、王淇、蒋树德、王继挺等再次研究了起义问题，他们决定3月起义，并将计划报告了王锡珍。

另一部分士兵即“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进行了秘密串联，但他们提出起义必须坚持“士兵路线”，这与党的政策不符。早在1944年周恩来在总结有关白军工作问题时就指出：“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中国雇佣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有很大作用的。”在军舰上，指挥作战和航行都是军官的职能。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准备起义的士兵是不了解这一原则的，特别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那两个党员都不了解。在起义时他们推举王颐桢、武定国为总联络人，在驾驶台负责全舰总的联络工作。李铁羽事先还上岸向尚镭报告，但因联系不方便，没来得及上报王锡珍。

1949年2月20日以后，两部分起义人员都认为已到了可以起义的时候了，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在“二八一雷达室”多次开会，决定25日晨起义。王继挺听到他们将发动起义的消息，便通过李铁羽约王颐桢谈话，两人商谈合作发动起义问题，王继挺提出要王颐桢他们改定2月26日夜发动起义，王颐桢同意了。之所以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是因为王继挺要从吴淞口上岸向上海地下党报告，并要通知曾祥福、莫香传带领在岸上的8个离舰士兵下舰协助起义。

当时，重庆舰在起义前已补充了弹药、燃料、用水，还装上大量银元，并奉命驶往吴淞口外停泊，有人估计其可能将驶往台湾。2月23日牟秉剑专程去了南京海军总司令部。大家猜想：上面可能准备让牟取代邓兆祥任舰长，也可能对官兵间的厌恶内战的情绪有所察觉，准备对某些官兵采取镇压措施。正在此时，海军派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下舰，林绍禹负责接待，林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重庆舰将开赴江阴，以防人民解放军渡江，林立即将这个情况告知了武定国。与此同时，大家又听到舰上有士兵在传说“有人要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去”，这说明可能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

经过分析，大家认为不应等到26日了，推迟时间可能出问题。于是大家决定在25日晨行动。

士兵解放委员会在25日晨1时发动起义。在他们拘禁了包括邓兆祥舰长和所有在舰的军官、上士及夺取了枪支以后，王颐桢才通知王继挺。王继挺本着实现起义共同对敌的目的，无条件地接受起义行动，提出将被禁闭的少尉军官蒋树德释放出来，并通知他们所领导的士兵采取一致行动，一起参加警戒、起锚、值更、航务等工作。

两派起义力量事先都不约而同地要争取重庆舰舰长邓兆祥。邓兆祥原有起义的思想基础，但不知道下层士兵在酝酿起义。邓一时不敢相信这样就能够起义。王颐桢、武定国、李铁羽、杨际和、王继挺、赵嘉堂等人先后和他谈话，给他分析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重庆号”起义后的形势。邓问：“你们有把握吗！”王继挺向他说明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邓在询问了轮机准备情况后，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邓还要求释放一些军官协助起义。他让少校航海官陈宗孟绘就航海图，要上校芦东阁等人协助他指挥航行，让少尉军官王菊根负责起锚工作，让中尉郑光模在航行中值更。在重庆舰驶往解放区烟台港途中，邓兆祥采取重要措施，改变航线摆脱驻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的注意，军舰顺利地驶向了解放区。由于有邓兆祥和其他军官参加，形成了官兵一致起义的局面。原先，士兵中思想相当混乱，有个别士兵还乘机酗酒胡闹。王继挺向王颐桢建议，召开了起义人员大会，会上由王继挺报告这次起义的目的，要求大家一致共同对敌，说明曾祥福、莫香传现在的行动是得到上海地下党指示的（曾、莫在英国受训时担任士兵教练员，同士兵关系比较好），王继挺还向起义士兵交代了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最后两部分士兵一起成立了统一的“士兵解放委员会”，王继挺被选为主席，王颐桢为副主席。通过这一工作，某些怕事的士兵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重庆号”军舰胜利到达烟台后，准备派武定国、赵嘉堂、蒋树德三人上岸与烟台党、政、军联系。这时毕重远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也要求上岸联系。在王颐桢同意后他们一起上岸。毕以党员身份（虽然当时还没有组织证明）向烟台党、政、军单独汇报起义经过，促使烟台的岸上首长同意他的意见，决定解散舰上才成立的统一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只认原来27人为士兵解放委员会委员，由这27人新选王颐桢为主任，李铁羽为副主任，这样缩小了起义官兵的团结面。3月4日“重庆号”军舰驶抵葫芦岛，受到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的欢迎，后来中央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对全舰官兵进行了慰问并与他们会面，还单独接见了王颐桢并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