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在英国赠送的军舰还未回中国之前，中共中央南京局董必武就通过民主人士何燧找到国民党海军部参谋长、驻沪办事处主任周应聪（1985年去世，去世前任国务院参事），请周应聪做国民党海军江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和邓兆祥的策反工作。林遵、邓兆祥同意在时机成熟时起义。1947年3月董必武撤回延安前，将周应聪对邓兆祥的策反情况告知了原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任城工部部长，后来在上海局工作的沙文汉。沙文汉派王亚文（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同周应聪建立经常的联系。

辽东战役后，重庆舰内三个少尉军官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私下商议准备发动起义。蒋树德从已被“伏波号”军舰开除的少尉军官王淇处得知其弟金陵大学学生王毅刚，可能是共产党员，即通过他找到中共南京市委。当时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约定地点和时间将这个关系交给我（我当时在南京负责策反工作），要我同王淇谈话。我向王淇了解了“重庆号”军舰情况后，要他去上海秘密组织起义小组。一星期后王淇回来说已经有几个人组成了起义小组（实际上曾祥福等三个少尉军官已组成了小组）。由于“重庆号”军舰停泊在上海，我向陈修良建议把这个关系交给上海局，陈同意由她转去。以后王淇又来找过我两次，提出“重庆号”起义要有陆上帮助等建议，我要他同上海的同志商量。

曾祥福、莫香传两人在“重庆号”起义前，因比较活跃，被当局调离“重庆号”，派往江防第二舰队工作。但他们未去报到，仍在岸上同王淇一起在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下策划“重庆号”的起义工作。舰上工作改由海军少尉蒋树德和士兵王继挺领导。起义前他们已发展志愿参加起义的官兵21人，其中少尉军官3人。

何友恪，国民党海军驻沪办事处参谋，也是1945年被国民党海军派往英国接收“重庆号”军舰的工作人员之一。是中共南京方面争取过来的，后来也是陈修良将这个关系转给上海方面，上海局让策反委员会委员王锡珍的助手林诚负责与其联络。何友恪先后争取了少校航海官陈宗孟（建国后曾任唐山市园林局局长）、少尉雷达官张敬荣，陈、张二人在军官中又策动中校陈景文、少校刘渊、少校鱼雷官周方先等酝酿起义。

王锡珍和他的助手林诚还通过国民党“灵甫号”军舰（也是英国赠送）的士兵尚镭（曾任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电机系主任、副教授，灵甫号士兵起义后入党）和“重庆号”离舰的士兵边矢正（事后入党）对“重庆号”士兵李铁羽作策反工作。李铁羽又同主动要求起义的王颐桢（起义后入党）联系。尚镭还通过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少尉李梦华对“重庆号”士兵武定国进行策反，因李与武定国曾是汪伪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又是同乡和拜把兄弟，往来密切。

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中共大场区委，通过党员赵迈（原名赵敖远）、黄炎（原名黄跃宗），以抗日时期的南京汪伪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身份和东北、华北的同乡身份，对“重庆号”的士兵武定国、刘懋忠、孙国桢、赵振亚、郭书贵（原名郭汉卫）、贺志、赵宗斌等进行了策反工作。比较难得的是这批人中从汪伪陆军学校出身的人都有陆战经验。

中共上海市委江南造船厂党组织派技工张兴昌（当时已是中共党员）于1948年打入“重庆号”为水手。张兴昌在锅炉房工作。江南造船厂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配合解放上海，有条件时策动军舰起义，或将它炸掉。张兴昌一边在舰上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一边启发水手们的觉悟，同时，向组织汇报军舰的设备、性能和人员等各方面的情况。起义时，他积极团结水手在轮机舱协助起义工作。

1949年初，上海局作出正式决定：“重庆号”军舰的策反工作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沙文汉参与其事，策反委员会委员王锡珍具体领导，林诚协助。

随后，在武定国的建议下，王颐桢等秘密组织了“‘重庆号’巡洋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共27人。其中包含秘密共产党员张启钰、毕重远两人。

张启钰，原中共南方局系统的党员，1938年10月在重庆入党，曾担任中共郿县县委书记，1942年奉上级指示紧急转移，后与上级组织失掉了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他在失掉组织关系后考入国民党海军留英训练班。郑伯克（曾任中央组织部顾问）那时是云南省委书记，也属上海局领导，曾派人与张联系过。但有关张启钰已被分配在重庆舰和参加起义的事，则是在1983年后才查到的。张启钰本着党员立场在重庆舰上参与了起义工作。他同蒋树德、王继挺有联系，在起义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他是发动“重庆号”起义的骨干之一。

毕重远，是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员。他在1948年8月随重庆舰回国时，曾到南京同当时南京市委负责警察工作的陈良有过一次谈话。但陈良没有将毕重远的关系交给市委书记陈修良，所以上海局不知道有一个党员毕重远在舰上。毕重远以为在重庆舰内只有他一个地下党员，便本着党员立场单独发挥作用的想法，参加了王颐桢、武定国等发起的“士兵解放委员会”，起义中也起了骨干作用。

此外，上海市民盟有一位成员叫林绍禹，是“重庆号”军需官，他也想策动起义。他主要同武定国联系。

在起义前夕，林绍禹将军舰上来了两个领港人，很可能即将开往江阴的情报告诉了武定国。由于“重庆号”提前起义时，适林绍禹上岸回家，赶回港口时已无法上舰，遂遭国民党拘捕牺牲。

另外，在上海中央情报部门工作的何以端所遗留的自传中，记着他曾做“重庆号”军舰起义工作的事。但他已去世，无从查到他对哪些人做了工作。

在策反期间按照地下工作原则与纪律，采取了单线联系分头进行的原则。重庆舰内虽然有3个党员，但在起义前他们互不知道，当然不可能建立起党的起义组织，工作中只是各自秘密地串连，互相交叉发展起义人员。3个党员在起义中都起到了各自在不同岗位上的作用。可是在1980年至1981年有的报刊上，记者们说重庆舰上仅有一个党员下士毕重远，并把党的领导，错误地归功于党员个人的领导，这就不符合党领导的原则和起义的实际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