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

    爷爷没想到，刚刚在高尔基农场稳定下来，他又要西进了。因为，中苏边境上发生了“伊塔事件”。

    1962年前，漫长的中苏边境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60年代初，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春夏，终于发生了6万余边民非法越境到苏联的“伊塔事件”。

    爷爷说，围攻伊犁区委的5·29事件发生前，师部在伊宁的农四师民兵就侦查到了情况。保卫科的科长是个老侦查，会维语，每天早晨穿戴成维族人的样子去清真寺做礼拜，早早就掌握了具体的情况。

    围攻事件发生那天，农四师政委靳保全亲自指挥。当时政府大楼被冲击，围墙都被掀倒了，人群要冲进去抢文件，局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民兵被迫开枪自卫。爷爷说，这就体现了兵团的好处，兵团平时是民，战时是不穿军装的兵。在牵扯到国际事件时，这样的体制是很有利的，说起来是“老百姓造反，老百姓反对”嘛。

    “伊塔事件”中，伊犁塔城县非法越境人口达到该县人口的68%，霍城边境三个公社原有人口16000余人，越境发生后只剩3000余人。有的地方几成无人区。

    为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急抽调一万多名干部职工，组成工作队，前往霍城、塔城、裕民和额敏四县，执行代管、代耕、代牧的“三代”工作。爷爷被派去了塔城的红旗公社。

    到1966年，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58个兵团农场形成了一道纵深10至30公里的边防带，控制着9处有领土争议的地区，垦殖着近30万公顷土地。

    至此，兵团布局在50年代形成的“两个圈”(指北疆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南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部署的兵团农场)之外，又沿塔城到伊犁划了一条线。

    1970年3月，爷爷被调到了这条线上，在位于中苏边境的农四师77团任副参谋长，抵达了他一路西进的终点：国境最西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一直紧张。爷爷记得有一段时间连商店里的桃酥都不敢买，因为怕被说成有“逃苏”的倾向。连苏联进口的康拜因，也成了一个小孩子骂人坏的词。

    双方都有跑到对面去的人。爷爷记得，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副连长，拿着《参考消息》跑到苏联。那时候《参考消息》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才能看到，他以为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结果人家不感兴趣，把他装进麻袋送了回来。他回来后被撤了职，却依然能做个普通职工。

    这比苏联人的遭遇好得多。苏联人跑过来，中国不收留的，也被装在麻袋里，从边界的山坡上滚下去，然后喊几嗓子通知对方。爷爷说，经常是中国这边去送的人还没走远，那边的边防军一看袋子里是他们的人，当场就枪毙了。

    落叶归根

    文化大革命初期，当兵离家20年后，爷爷终于第一次回乡探亲。满头白发的母亲见到他时，几乎已是相见不相识了。

    虽然远在边陲，新疆也遭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兵团变成了全国农垦系统的亏损大户，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兵团内部思想混乱，人心涣散。

    1975年3月，中央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团场归所在地(州)领导。77团这样的边境团场虽然得以保留，但也难以得到发展。

    80年代初，南疆等地发生了多起动乱事件，严重影响了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另外，多头管理也影响了兵团的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1981年12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兵团建制得以恢复。77团又从新疆伊犁农垦局77团，变回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7团。

    至1983年为止，新疆共有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49694人，除去离休人员，尚有34489人仍在工作岗位上。爷爷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当时，他已是77团的副政委。

    1984，爷爷加入离休人员的行列，并于第二年返回故乡。

    回乡后，他在山西穆问村见到了当初一起当兵的同村老乡。老乡后来当了逃兵，费尽周折从新疆千里迢迢逃回山西，种了一辈子的地，生活得“凑凑合合”。

    对自己的生活，爷爷很满足，说没有什么后悔的，“咋样活还不是活着”。（冯亦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