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名叫冯光隆。他原本并不叫冯光隆，他的名字和他的命运一样，在1948年被改变。

那一年，山西省离石县穆问村解放区政府动员青年参军，刚刚新婚一年的22岁青年农民冯吉喜入伍，成了解放军。新兵报到时，文书把他的名字弄错了，冯吉喜从此变成了冯光隆。错了就错了，他说名字嘛，叫啥还不是一个样。

新兵们过了黄河到陕西，被补充到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当天下午发枪，晚上就攻打合阳城。城攻下了，一起去的离石新兵却死了十来个。从此，爷爷认定：“打仗怕也没用，子弹不认人。弄不好跑得快的不死，跑得慢的还死。所以我就听指挥，让跑就跑，让卧倒就卧倒。”

就这样，他幸运地活着转战陕西、青海、甘肃等地。

1949年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军(即原来的二纵)挥师西进。2军6师18团3营7连8班班长冯光隆——60年之后依然能不假思索地报出自己部队番号的我爷爷，成为近9万进疆部队中的一员。

铸剑为犁

2军进疆后，从吐鲁番向南，直奔南疆。

2军的前身是著名的三五九旅，没想到，“又站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的历史重演了。

1949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新疆军区发布大生产命令，规定：“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

根据《新疆军区1950年生产总结》，1950年新疆解放军实际参加农业生产的共66148人，其中2军24302人。

刚从硝烟深处走出就立马拿起锄头，有的战士想不通。上面一直说：困难是暂时的，赶走小日本，打败国民党，就有好日子过。可是现在比南泥湾还苦，啥时候是个头呢？

部队里流传着顺口溜：“戎装未卸放下枪，扛起镢头去开荒，文不文来武不武，愧穿一身黄军装。”戏称自己是装甲(庄稼)兵。

为了鼓励大家安心劳动，6师师长张仲瀚写诗一首：“大军十万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

爷爷觉得种地比打仗苦。每人分给一大片荒地，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地干。早上走的时候带几个馍馍，饿了就地吃。爷爷常常是觉得肚子快饿了，就把馍馍掰成两三块，紧走几步放到前面的地上，再回去挖地，挖到跟前了再吃。在库尔勒炽热的太阳下，新鲜的馍馍掰开后没多久就晒干了，要想早吃就得挖快一点。

种地用的是坎土曼。坎土曼虽然重却挖得宽，用惯了挖得快，所谓“坎土曼开荒气死牛”，多的时候一个人一天能挖三亩地。爷爷也挖到过三亩地，被奖励一袋莫合烟。

开荒时，早上天不亮就出去，晚上收工回来，天黑得经常是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因为住的都是地窝子，看上去都是土堆堆。

种田离不开水。部队春夏开荒，秋冬接着挖渠，一天都不得歇。爷爷和战友们一铁锹一铁锹地挖出了著名的十八团渠，这是一条42公里长的渠道，连接孔雀河水与焉耆南大渠，可灌地20万亩。爷爷说那个时候最苦，比种田还要累。起早贪黑地干，冬天地冻住也不停。每人每天都有任务，几个立方要挖完。

有的人累得抱怨，“还不如在战场上喂了子弹呢”，但抱怨归抱怨，部队的开荒业绩斐然。

1950年，新疆驻军开荒96.2万亩，播种83.5万亩，完成计划的140%多，收获粮食3427万公斤，棉花37.5万公斤，油料185万公斤。当年全军粮食达到自给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