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老干部”

　　“老干部”，并非指年龄而言，他们中小的只有二十六七岁，最大的如蔡干妈，1938年时也只有三十八岁。但他们都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过斗争的磨炼并肩负重任，事实上他们是我们的长辈。

　　我首先要写的是蔡畅同志。

　　她是我大革命时期认下的干妈。她对我们的家庭相当了解。她告诉我1926年在广州，1927年以后在上海和我们一家的交往。她谈到长征途中和我父亲林泊渠一同行军的一些经历。

　　她对烈士子女和晚辈们都给予温馨的母爱。孩子们都称她“蔡妈妈”。

　　干妈对我关怀备至。在共产国际党校期间，她因多病，常出外接受治疗。但是只要她返校，总要来看我，找时间和我一同散步、谈天。她要求我保持青年人的朝气——大约我那时埋头

　　读书，显得老气横秋吧。她和党校的同志们之间很团结，因而在改选支部书记时大家一致投她的票。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又是一位集中、西文化优秀素质于一身的极具风度的女性。我回国后，只要有机会，她总是召我去见面，在哈尔滨如此，在北京也是如此。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同她的联系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但我心里，却经常地、永远地怀念着她。

　　那一两年我所接触的女同志，不论职位高低，每一个人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她们谈起往事，毫无自得炫耀之意，只是平平淡淡地说着，令旁边听着的我感叹、敬佩不已。就以当时住在七部的王美兰(李六如夫人)而言，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她在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经历却是不凡的。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处境极其困难，不少人被捕，其中就有李六如同志。国民党认为他是要犯，要押解他去南京。王美兰为了尽可能地照顾他，竟随着押解他的差役，徒步行走，肩上挑着一副担子，随时做点零工，以维持生活。国民党差役认为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家庭妇女，未予逐赶。就这样沿途走去，有时失去李六如的踪迹，她便百方寻觅。有一次失去踪迹的时间太久，她绝望了，竟投身河中。对于她，这不只是殉夫，而是以身殉她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然而，她被好心人救出，又默默地追随着丈夫的足迹走去，直至走到南京。天无绝人之路。李六如被老朋友覃振营救，保释出狱。他们相聚了，并等待时机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