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并非赫鲁晓夫个人行为

　　1955年12月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主席)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

　　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询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国家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察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这些内容）。”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的功绩。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但在对真相揭露的程度上意见有所不同。

　　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如果不说，则说明对代表大会心不诚。他建议由波斯别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会议最后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别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驳：如此重要的报告不应该由一名书记作，而应该由第一书记作。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由此可见，要不要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的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可以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斯大林，并不是因为其道德品质恶劣，而是时间的推移和大量真相的披露让赫鲁晓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敬。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既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当然不排除存在赫鲁晓夫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但不能否认赫鲁晓夫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恢复了人们被践踏的荣誉与尊严，千百万家庭不能不感激他。值得强调的是，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但他不能容忍人们对斯大林所建立的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这又是他的局限性。（摘自2010年第8期《同舟共济》　作者左凤荣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