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战时期“中国托派”为什么遭“人人喊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这是主要原因。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俞秀松、李特、黄超杀害，从而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这无疑是秉承了斯大林对托派从肉体上消灭的旨意。据张国焘的回忆，王明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借题发挥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22－423页）因为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这样说：现时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2—153页注[30]）对斯大林惟命是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就这样鹦鹉学舌地照搬照说，并在中共党内贯彻执行。

　　当时的情况是“好像托派即汉奸，汉奸即托派，充其极，凡反对斯大林者皆托派，凡不赞同苏联者皆汉奸，皆在应杀之列。于是乎‘托派汉奸’这一个名辞，便成为刽子手的刀了。”（非君《托派汉奸》，参见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58页）许世友在延安挨批时，竟然也被说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正如许世友自己所说：“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许世友延安受审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0年第9期）从俞秀松、张慕陶、王公度、王实味、“湖西肃托”等事件来看，“托派汉奸”是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要杀谁，只要说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这样的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如此，在国民党内也如此，因为国民党政府需要以此来维系它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关系。

　　其二，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如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郑超麟《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火花》第3卷第5期，1941年4月16日）这样的言论能不招来“人人喊打”吗？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关”，以与托派划清界限。

　　四、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的情况如何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469页）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国托派分子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活动。留在大陆的托派重要成员尹宽，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另一名重要成员郑超麟于1952年12月22日随全体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被捕入狱。1979年6月，他和其他幸免未死狱中的托派同志被恢复了自由。晚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撰写了《怀旧集》等回忆录。□祝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