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评价戴笠之死：能使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核心提示：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本文摘自《新世纪周刊》2006年第25期 作者：余世存

原题为：男儿事业有戴笠

　　戴笠曾让很多人闻名色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要见到“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这是一个让人想起王朝政治时代的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