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12月13日。

每年的12·13，南京深处的痛就被拨动。

1937年12月8日，日军完全占领了南京的外围阵地。这一天，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将外围的中国军队撤退到南京复廓阵地上来，他准备以南京的城垣为依托，跟日军进行最后的较量。

12月9日，日军兵临城下，日机向南京城撒下由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签署的《劝降书》，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规定中国军队必须于12月10日中午，派代表到中山门外句容道的警戒线上谈判投降，否则，“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

12月10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等来的却是一场空。12月10日午后1点，恼羞成怒的松井石根下令向南京发起全线总攻。

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被破……

历史让人窒息，对于程云、骆中洋及李高山来说，更是一种记忆深处的痛：他们既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也是那场屠杀的幸存者。

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一遭

李高山，86岁，广东人，国民党军队154师的“娃娃兵”。

南京沦陷后，他躲过了日军对中国士兵的集中屠杀；混在平民里，躲过了小洋楼里的集中扫射；当5个同伴被日本兵发现后，他又再次从枪口下逃脱。聊起当年的惨痛经历，老人不止一次地短暂失忆，“不能想，一想就痛。”

刚到南京就被俘

李高山是广东人，从小个头比较小。1936年，父亲的去世让这个家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作为长子的李高山在父亲友人的帮助下参了军。由于还不到参军的年龄，就冒名顶替了一个名叫“张发”的逃兵。只有13岁的李高山为了讨生活离开了家，却险些丢了性命。

新兵部队从汕头出发到苏州训练后不久，就辗转去上海抵抗日军。一路失利，154师只剩下2/3的战斗力，他们很快就退到了南京。当时的铁轨也被日本人炸了，他们沿着铁路走了两天，终于在1937年12月12日到达了南京下关。13日，日军包抄南京，封江堵路，已经两天没有吃饭的战士们被日军俘虏。

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一遭

被俘后，手背后，头朝下，鬼子绑住战士们的双手，从挹江门到八字山沿线一字排开。一天一夜之后，鬼子违背了“缴枪不杀”的国际惯例，对中国士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天黑之后，全师官兵被带到靠近龙池巷的一栋小洋房。154师的人都挤在里面，鬼子用枪杆使劲地把人都抵进去，然后反锁了大门。空间有限，所有人在里面连气都喘不上来。这时鬼子在窗台上架起了机关枪，开始向屋里的战俘扫射。人一片一片倒下，喷射的鲜血很快浸透他的全身……由于年龄小个子矮，又站在人群的中间，死尸帮他挡住了子弹。“我在里面拱啊拱，没想到就从尸体里爬出来了。”

看到跟自己一样侥幸生存的几个战友爬上了2楼，李高山也就跟着上去了，没想到被鬼子发现了。“浇汽油、点火，我们不得不从2楼跳下，这一次只剩下6个人了，我们摸黑躲进一户居民屋顶的照壁里。在那里躲避了5天5夜，饥饿难忍的6个人在夜里出来找水喝，又被2个日本巡逻兵抓了起来，押到一个水塘边纵向站成一队，开始挨个射杀。我最矮又排在了最后一个。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倒下，我吓坏了，拔腿就跑，再一次幸免于难。”

对李高山来说，过去的记忆又清晰又模糊。采访中他会突然停顿下来，双手抱头，“空白，全是空白……越想就越想不出来。”这是那场劫难留给老人的后遗症。

停顿了一会，老人断断续续说了下去——在池塘边死里逃生的李高山走投无路，一个人又悄悄潜回先前藏身的民居。在床底下躲了两天后，一位脸上抹着锅灰、打扮像个叫花子的老太太进了屋，她是从难民区偷跑回家看情况的。李高山猛地从床底下窜出磕头作揖，差点把老人家吓昏过去！直到看见他身上血色的军装，老太太才明白，赶紧从家中找出衣服帮他换上，并带他到了位于宁海路的难民区。

李高山躲过了一劫。

可是，在难民区鬼子还是照样猖狂，几乎每天都来找“支那兵”和“花姑娘”。只要是双手和肩头有老茧、头顶有帽痕的无辜百姓都被他们当作是扛枪戴帽的军人杀害了。

“我恨，怎么能不恨？”

在南京生活了70多年，当年一口广东话的李高山现在听不出任何乡音。但是他的脑海里仍然常常浮现日军疯狂杀害战友的场面，断断续续的枪响，忽远忽近的叫喊……73年前的死里逃生让他越来越恍惚。有时候那段经历很清晰，甚至连日军使用的机关枪的型号、样式都能详细地描述；有时候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想和你们讲很多，但是我一肚子的话就是讲不出来了。明明前一秒钟是这么想的，却不记得要怎么向你们表达。”李高山指着自己的头告诉记者。

其实，对过去回忆一次李高山就痛苦一次，但他从不逃避这样的痛苦。只要有机会，他都是尽力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出来。

李高山经常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的各种展览、讲座等。2000年12月，他还应日本一个民间友好组织邀请，赴日倾诉自己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他不辞劳苦，七天走了七个地方，作了十多场演讲。面对日本记者的采访，李高山彻夜未眠，“知道有日本人要来，我一夜都没有睡好，就想着应该怎么跟他们讲。想到街上堆得一人高的尸体，那时候身上的血腥味好像还没有洗干净。”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在日军的机枪前倒下，总共只有大半年军龄的李高山一直铭刻着这段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强化了想法。“我恨，怎么能不恨？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我们投降了，缴枪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放过我们。只逃出来我一个！可是现在，当年杀人的日本兵都死了吗？已经不在了吗？我经历过战争，知道有多么可怕，我希望和平！我更要出来作证！”

明天就是12月13日，李高山告诉记者，他会去江东门纪念馆，在那里缅怀一下战友和死难者，静静地和他们“说说话”。

用日本人的笔,记录他们的罪行

程云，90岁，南京人，见习排长，日军进攻南京时，奉命防守中华门-雨花台一线。

由于家住江东门纪念馆附近，每天午休后，程云都会去馆里溜达一下。这么多年，程老守着江东门纪念馆，一直舍不得离开，即使在房屋拆迁的时候，他也在附近租了一间屋子，“我得看着纪念馆，守着那里我才安心啊。”

死守7天7夜不敢合眼

程云生于1920年，15岁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武汉分校教导总队十一期步兵科。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南京，南京守卫部队紧急抽调黄埔生赶赴战场担任军官，17岁的程云跟随部队来到南京，担任见习排长。年轻的他并不知道，他即将参加的就是南京保卫战。

“和我们对抗的日本军队武器十分精良，还有空军和坦克支援，可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靠挖战壕，等日本兵靠近了再肉搏。”程云叹了一口气，“我们死守了七天七夜，晚上睡在战壕里，谁都不敢合眼！”

看着一个个战友倒下，程云端起一把德国造的二十连发冲锋枪疯狂地向日军扫射。日本兵一个个倒下。这时，一发炮弹呼啸着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右腿剧烈地痛起来。” 低头一看，右腿都是血。七十几年过去了，捋起右裤腿，这块深深的伤疤依旧触目惊心，“还疼，时不时地会疼一下。”

“阵地守不住了，”12月12日下午，看着部队开始撤退，受伤的程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哥哥和嫂子。“我很担心他们，想回家看看。”穿着军装的他，浑身是血，一边跑，一边把枪拆散扔进莫愁湖。

同学被刺死，肠子流一地

程云的家就在江东门，现在还在江东门新街附近。

“我到家时，村子里的人都躲了出去，只有几个留守的村民。” 当时，乡亲们都知道程云当兵去了，见他满身是血回来，乡亲们赶紧告诉他躲藏地点，并且掩护他跑到了离村子约1里路的白鹭洲。在白鹭洲的芦苇荡里，有一座庙，两三百名乡亲就躲在这里。因为庙四面环水，日本人不容易发现，成为天然的避难所。

程云在这里找到了哥哥，并且将带血的军装埋进了土里，换了哥哥的衣服。乡亲中间有一个老军医，帮着程云在伤口上敷了一把草药。

12月13日，程云悄悄走出庙，可是就在他刚出芦苇荡时，迎面走过来一个日本兵，“端着枪，一脸胡子。他也看到了我，甩手就向我开了一枪。”机警的程云赶紧躲进芦苇丛中。

“这是我在战场之外，第一次看到日本士兵。”程老说。好在那个日本兵是独自一人，没有继续追击。随后的日子里，日本兵不断来到这个小小的芦苇荡里找“花姑娘”。

“我家门口有个私塾同学叫张广泉，他偷偷溜回家的时候，被日本兵撞见。日本人看他不顺眼，硬要说他身上的一根腰带是中国兵的标志，然后几把刺刀一齐刺过来，张广泉成了活靶子,肠子流了一地。

“守着纪念馆我才安心”

老人有一支特殊的钢笔，他告诉记者这是南京保卫战中从日本兵身上扯下的，“那次中弹，我正好倒在几个日本兵边上。摸到一个日本兵胸前的一支钢笔，我就顺手摘了下来。” 那天是1937年12月12日下午。

“有人帮我查过，是日本老牌的百乐钢笔。”程老说。这些年，他一直在使用这支钢笔，“我之前写了一些关于大屠杀的事情，是希望自己能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把这些记忆都保存下来。我用日本人的笔写他们在南京的罪行。”2005年12月，江东门纪念馆开始进行扩建改造，听着机器日夜轰鸣，他用这支钢笔，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是那场战争，那场30万人头落地，给中国人民造下深重的灾难：遇难者遗骸九土，幸存者创伤依旧，后患无穷，甚至有成千贫弱国民，自费去东京索赔，他们餐风宿雨，无数白眼向他们投来”。

这么多年，程老守着江东门纪念馆，一直舍不得离开，即使在房屋拆迁的时候，他也在附近租了一间屋子，“我得看着纪念馆，守着那里我才安心啊。”

为国而战,兄弟相逢南京城下

骆中洋，89岁，广东惠州人，83军156师466旅931团步炮连的一名普通士兵。

73年前，他和分属不同部队的哥哥，相逢于南京城下，匆匆一晤后就各奔战场。那时他16岁，哥哥21岁。再见哥哥，却是铭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哭墙”上的一个名字——骆奕梧。

15岁参军来到南京

1921年，骆中洋出生在惠州河南岸一个贫困家庭。骆中洋没读过几年书，却写得一手好字。14岁，就写对联卖贴补家用。1936年，年仅15岁的骆中洋和哥哥骆奕梧一起参军，在那里训练了差不多一年，编入83军156师466旅931团步炮连。

1937年中秋节，骆中洋跟随部队到了汕头，在汕头守卫了半个月。部队随后来到广州，取道汉口开赴淞沪战场，驰援南京。一路奔波，疲惫异常，在经过苏州段的时候，铁路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全部炸断，交通瘫痪，只能步行。在行进路上，部队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一边走，一边打，时时刻刻都处在战斗状态。”骆中洋说。

打了两三天后开始撤退

从上海到南京，整整20天，骆中洋几乎没合过眼。到了麒麟门，他所在的步炮连在路边休整。城下，人群中闪出一个熟悉身影，竟是哥哥。骆中洋兄弟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

两人分属不同部队，匆匆一晤后就各奔战场。“要为国家战斗!”骆中洋清楚地记得哥哥在麒麟门下道别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他16岁，哥哥21岁。两人交谈不过十几分钟。再见哥哥，却是铭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哭墙”上的一个名字——骆奕梧。

“据说本来要在南京守6个月，可是到南京两三天后，撤退的命令就下来了”。

12月12日，“夜里八九点钟，我们连队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跟团部、营部都失去联络了。于是我们连就撤退了，撤往挹江门”。撤退过程中，连队也分散了，跑到下关想乘船过江。“可是江边停着的几艘大船上全是人，开不动了。”骆中洋脱了军装，转往水西门方向，他被俘虏了。一万多名手无寸铁的同胞，被100多名日本兵包围着。

日军头目开始通过翻译向人群喊话，随后宣布用刺刀杀人。面对越来越庞大的人群，日本兵用很多机关枪，成排架好，枪口对准中国人，并限令大家面朝枪口，个个要跪下。骆中洋说：“我心想，如果日本兵突然扫射，跪在地上的人，恐怕一个都跑不了。”于是他开始劝周围的人赶快离开现场逃命，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国际法是不许杀害俘虏和无辜百姓的，不要怕。”骆中洋只动员了两个人，和他慢慢移动，走走停停，趁日军不注意离开了现场，“到附近的居民草房里躲避下来”。

“想被枪杀还是烧死？”

“日本兵的刺刀向我捅来，我飞步向前，走入人群，在我后面的几位同胞，都被日军用刺刀捅过胸前，大叫一声倒地而死。”骆中洋手脚并用讲述当年的情景。

被日军驱赶着，他随着人群被赶到三汊河木桥以西数百米的南面河边，大约有两万多人。也许意识到了危险，骆中洋说，“很多人不想受日军屠刀之辱，有的用头撞墙，有的跳入河中自溺而死，有的会游泳，则想从河里逃生，被日军射击而死在水中。”

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问你们要怎么死法？你们是要用机枪扫射、用步枪打，还是用汽油烧、燃烧弹烧死呢，或是用刺刀刺死呢？”日军开始屠杀了，每次十个人。骆中洋离排头位置只有十几米，快要绑到他时，“我从人群的前沿很快移动到了最后”。骆中洋蹲在后面的空地上，靠近居民的茅草房，“那时候穷啊，芦苇扎在一起，糊上泥巴就是墙了”，因为人多挤压，墙上的泥巴掉了，露出了芦苇。

日军一排一排地刺杀，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4点。骆中洋和另外两个人乘机挖墙进了草屋，进入隔壁暂时躲了起来。屋外都是日本兵，不断地传来他们大头皮靴“咯噔，咯噔”的声音。天彻底黑了以后，忽然冲进来一个日本兵，“他向我们这个方向打了三枪就走了，我们没有中弹”。最惊险的是，深夜，走进来两个日本兵，“也许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他们过来扯我们身上裹的被子，没扯动，又抱了另外两床棉胎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蒙头睡着了。”骆中洋不敢久留，黑暗中，避开日军的灯光和哨兵，沿着三汊河手脚并用地爬。“三汊河一带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河边，尸体堆积如山峰起伏；河水中也漂满了尸体，随着河水的流动，汇入长江。”尸体中有少数被杀得半死不活的人，大声喊叫着。

幸运的是，骆中洋和同伴逃到了法云寺难民所，躲过了那场浩劫。

南京保卫战3大疑问

73年前的南京保卫战，无数将士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可是也留下了无数疑问：南京保卫战究竟持续了多久，参与的战士有多少人，唐生智是不是“逃跑将军”……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透露，南京保卫战的史料挖掘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书籍。目前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史料陈列厅内，已经开辟了南京保卫战的展区，专门展示南京保卫战的相关内容。

南京保卫战持续了几天？

1937年12月5日晚，在日本空军的配合下，日“华中方面军”各师团向南京外围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南京保卫战开始。12月7日、8日，日军三路同时向南京外围各阵地连续猛攻。至8日晚，全线突破中国军队防线。12月13日凌晨，各路日军由占据的各城门分几路攻入城中。至13日傍晚，日军完全占领了南京城，历时8天，惨烈空前的南京保卫战结束。

面对这个记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提出异议：根据中日双方的作战行动和史料记载，把南京保卫战的开始日期界定为12月4日，将其所发生的地域大致界定为江宁镇—淳化—汤山—龙潭弧形圈以内，认为这一范围，符合“保卫南京”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中国军队究竟损失多少？

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和损失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朱成山说，据史料记载，南京保卫战中，中方投入了十三个建制师又十五个建制团，可是究竟有多少人，在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谭道平先生，曾直接从事保卫战的军务统计，他认为，南京保卫战中的卫戍部队总人数为八万一千人。不过，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将守城官兵的总人数修订为“10万”。

孙宅巍从中国军队的保存数，论述了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损失数字，他认为，“中国守军经南京一役，尚存4.7万人左右。联系到之前已经推定的中国守军总数约为15万人，则可以推定，中国守军的损失数约为10万人。”据介绍，孙宅巍的这个数据，与日本战时记载是基本吻合的。

唐生智是不是“逃跑将军”？

唐生智作为卫戍司令长官，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失利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落下“逃跑将军”的骂名。

孙宅巍认为，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民族敌人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唐生智愿意抗日并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把枪口指向日本侵略军，这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于他在战役指挥方面的失误，以及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只能将其放在次要的地位加以研究，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不过，华中师范大学的彭剑先生却首次提出了学者们未曾注意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唐生智在保卫战期间曾利用当时留居南京的外国侨民谋求与日方休战一事。“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谋求休战的举动，既与他对中日双方战争局面的认识有关，与他的长期抗战、不作无谓牺牲的思想相一致，还与他对南京保卫战的估量有关。”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先生认为“唐生智自1930年最后一次起兵反蒋失败以后，已沦落为一个无兵无卒的光杆司令……加上他又与当时实权人物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不和，时时想寻机提高自己的地位。南京城防缺将，正给他提供一个重掌兵权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唐氏出而应召的原因”。 （毛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