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陈立夫说事变当天周恩来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与中共交涉时，我方代表是我和张冲，中共派代表是周恩来，这项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那就是潘汉年。”“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们谈判，使他们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就想回延安复命，我命张冲陪他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学良再唱抗日高调，藉以保存实力。潘则留在京沪续洽，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为何？”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记载：“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周与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张冲、张道藩商谈多次，不时往来京陕之间）。”

    要证明陈立夫的回忆与《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的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西安事变的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周恩来年谱》的12月12日没有记载周恩来的具体活动。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了言。

    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斯诺没有提到周恩来。

    共产国际派到红军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不确定地提到了周恩来:“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的讲话。”不过李德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日期，说集会的时间是“这一天或第二天晚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保安，却又说周恩来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

    叶子龙回忆把事变的首日电只交给了毛泽东，并不像通常那样，同时通知周恩来。

    不管是陈立夫还是斯诺等人，单凭记忆在回忆数十年前的某个具体日子和具体人的活动时难免差错。

    从现有史料看，既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保安，也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西安。看来，要证明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活动内容，仅仅依靠电报的署名或个人的回忆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具体的历史记载，才能最终破解这一谜团。

    尽管西安事变还存在不少谜团，但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又很简单，有些结论应该是可以取得共识的：蒋介石逆势而动坚持内战，只能是自作自受自取其辱；红军正当防卫顺势而为，既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战，也是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共产党最终礼送蒋介石并尊其为领袖，与蒋介石的誓灭红军形成鲜明对比；西安事变虽然对国共两党都是机遇，但对中华民族更是难得的幸运；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的杰作，注定众多出生入死的历史功臣只能做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

    “我不认为少帅在中国还能挽救自己，但少帅发动的壮举必将挽救中国。”历史已经验证了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美国人雷纳德1943年在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所做出的预言。（作者孙果达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