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教师并非不收礼。例如丹麦，圣诞节或教师过生日，可接受学生5美元以下的小礼品，但严禁向学生索要或有任何形式的暗示行为，同时规定教师要在适当时机以等额礼品回赠学生。在韩国，教师节时可酌情收受学生赠送的手绢、袜子等小礼物。博茨瓦纳教育部门规定，教师因调离工作和学生分别时，可接受学生赠送的咖啡糕等小食品，但须和学生一起分享，吃不完的允许老师带走。这些规定极具人情味，既照顾到师生间的礼尚往来和情感表达，又对教师的收礼做了严格限制。

    所以，讨论孔子当年是不是收礼了，是件无趣的事，但至少有一个可能：孔子不会因为没有人送十条干肉而将之拒之门外。

    退一步讲，即使“束脩”是指十条干肉，但这十条干肉，是礼还是学费？孔子当年办私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私立学校、民办学校，没有政府财政拨款，也没有“希望工程”，孔子出身“破落贵族”家庭，估计经济也不宽裕，甚至捉襟见肘，收点学费不是天经地义？在今天，哪个私立学校、民办学校不是高价收费？

    当年上学的门槛远远比今天低

    那么，“束脩”贵不贵？在网上，有好事者推算了一下：“一条腊肉大约一公斤，十条十公斤。孔子时代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但弟子们差不多都是农民，家里养猪自制腊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样，按一头猪可以出一百公斤(编者注：估值可能偏高)腊肉算，农民交纳给孔子的学费就是一头猪的十分之一。对于家境贫寒的子弟来说，一头猪可能就是全家一年的很大一笔收入，估计应该占到全家收入的二分之一(另一半来自庄稼的收入)。合计来算，十条腊肉，应该是全家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有报道说2005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为3200元；二十分之一，应为160元。这就是说：现代农民若要到孔子那里去上学，要交纳160元做学费。160元购买现代腊肉，可以买五公斤。大约相当于“束修”的一半。因为恩格尔系数降低，虽然只有一半，但是也许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一种计算方法。另一种计算方法，就是按现代十公斤腊肉的价格计算。这样就要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为320元。”

    这种算法当然不是很严肃的，但不管怎么说，孔子当年即使收学费，学费也是不高的，不然，孔门就不会有那么多出身寒门、生平寒微的穷学生，如颜回、子路、卜商、冉求、仲弓、原宪、伯牛等。例如颜回家，那是相当的穷，住在陋巷里，以“箪食瓢饮”为生，一个灶，一口锅，一两张烂木板床，用土筑成的墙，可谓家徒四壁，穷得连旁人都看不下去。这样的家庭，父子俩都能到孔子那里接受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这样的佳话——“赤贫父子双双成为最牛教授的弟子”，可见当年上学的门槛远远比今天低了。

   所以，现在讨论孔子当年是不是收了十条干肉，是不是“教人也要钱”，还不如关注孔子当年对颜回这么一个贫困学生的态度更有意义。

    家长们都陷入一种困境

    古今中外，除了一些像“文革”这样的荒唐岁月，教师的地位一向很高，中国传统有“天地君亲师”一说，教师地位排序只在天地君亲之后，其地位尊崇，可想而知。地位之尊崇，缘由期望之殷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学问固然应当足以传道授业，道德亦应为社会之表率。而既然以道德表率来要求教师，就不免以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教师。正是因为如此，教师节要不要给教师送礼，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才变得这么复杂。

    这种复杂，自然源于大众对师德的复杂态度，或者是过高的道德要求，或者是彻底的道德悲观——正因为此，家长们都陷入一种困境：假如我不送礼，教师会不会给我孩子穿小鞋？所以，才会有种种怪象——一边互相攀比送礼，一边大骂教师收礼。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写过一本《上学记》，风靡一时，里面写道，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最好的大学，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的“高干子弟”(何先生用语)，在书中，何先生又专门的篇章写这些高干子弟同学。这些高干子弟几乎没有人们习惯想象中的纨绔子弟，都和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刻苦求学，低调做人。如果其中某人成绩不好，就在班里抬不起头，如刘峙的儿子，因为成绩不好，在班上一点地位都没有，老师同学都瞧不起他。

    刘峙当时是国民党所谓“五虎上将”之一，权势可想而知，但西南联大不以背景而以成绩来看待一个学生，此中意味，太值得今人细细品味了。

    面对当下“教师节不能变成送礼节”的争论，唯有一声长叹：人心不古啊。(关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