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显然不欢而散，蒋介石几乎情绪失控，但威胁利诱对黎天才都没有起作用。可以想见当黎将蒋的讲话汇报给张学良后，那应该是火上浇油的效果了。是夜，张断然决定：“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他还告诉黎翌日清晨6时行动，并嘱黎当夜3时前准备好事变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电以及一个行动纲领。黎立刻起草文件。

　　由此，一切指认黎为张学良身边秘密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说法不攻自破。

　　黎天才之所以是西安事变中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个证明，即事变前（12月9日）蒋介石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邵力子向《大公报》记者传达了蒋的密嘱，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此信，标题为：《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也有人认为蒋的密嘱是一件尚未发出的信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注明：“这是蒋介石尚未发出的一封信。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在华清池五间厅亲笔给邵力子写了这封信，当他仓皇逃到南山时，原信仍留在卧室桌上。”陈元方、史础编著的《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则称：“这个‘手谕’是1936年12月12日晨在骊山战斗现场发现的。”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说：“此项部署（指密嘱），见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临潼华清池蒋室内缴获的致邵力子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