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东周英勇就义，黎天才却没有被押送到南京。张学良痛心于潘之死，不忍再失一亲信，他后来曾对刘鼎（也是共产党员）说起潘案，感情沉重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此后黎随张学良赴南京并面见蒋介石，张表示如将黎与潘一并问罪，他也只得辞职。蒋不便触怒张，黎天才躲过一劫。当然这中间也有蒋与张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蒋对张的用人不放心，特别是知道张手下有一批前中共人员，更是不安，对张的干部任用经常干涉，张已甚为不满。张思想上已发生微妙变化，在“联共”思想产生之后，他是绝不会改变既定的用人方针的。

　　关于潘东周，由于他经历特殊，一向不被研究者注意，其实他还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新思潮”派的重要成员，并有重要文章如《中国经济的性质》等发表。从其文章可以看出，他是当时一位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潘东周这样的学者型人物，张学良当然非常器重。

　　潘东周的死，有人说是因为寻找党组织而暴露，有人则认为他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即“九一八”后，北方局特科重新吸收其入党，并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执行推动张抗日的使命）。潘死后，中共北方局特科的吴成方也被捕。至此，中共与张学良的这条联络线中断。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潘东周牺牲前，“一黎一潘，真格的殊途同归，把对蒋介石已灰心的张学良推上了‘革命道路’”。他是死有所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