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是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在陕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均为杨部拘禁。邵力子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这件密嘱即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大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这是蒋的惯伎。此前的12月4日，蒋由洛阳返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并未在座，致使张、杨产生疑惧。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兵谏”。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而当晚张学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捉蒋计划时，对黎天才说：此次行动并不准备危害他的生命，而是请他搬进城里和他讲道理，为什么不发动抗战？为什么还要继续更残酷的内战？蒋鼎文非正式地对我流露，劝我交出兵权，这一定是蒋指使他说的。我不能出卖我的部下，我要抢先一步来回答他。（《黎天才自传》未刊稿，转引自《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西安事变为什么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60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从以上分析看，蒋介石的密嘱也许是直接导火线。

　　西安事变后，黎天才被软禁。抗战爆发后，黎摆脱软禁，化名“王文德”潜居上海，至“光复”后出来谋职，又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上海解放时他发挥了一定作用，“工作关系”也由上海公安局转到了华东联络局。此后他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至“潘案”发生，遂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