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总理曾问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总理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6”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周宇驰打死了架机回返的陈修文同志后，与于新野自杀了，李伟信被活捉。林彪乘的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毛主席、周总理都商量好了应付一切由此而引起的事件。

    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待一切安排妥当，总理已五十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到了9月14日下午2点，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特急电报，只好把总理又叫醒。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林彪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已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后，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我连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这时空军成立了由曹里怀同志等组成的五人小组协助我工作。在清查工作中，毛主席十分强调掌握政策，再三指出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

    甚至具体地说：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使清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历史贡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但仍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耐心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帮助，但林、陈反党集团的一伙人不思悔改，最终走上穷凶极恶，准备搞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罪恶道路，值此危急时刻，毛主席亲自到南方巡视，接见党政军领导，不但在要害地区完成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防范，而且机智地脱离了险境安全回京。林彪集团见到一切阴谋诡计均被粉碎，最终选择了仓惶叛逃的道路，落得个摔死异国的可耻下场。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对“文革”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亲自着手纠正一些过“左”行为，如指示尽快尽多地解放干部。林彪搞“战备疏散”给弄到外地去的老帅和老同志们，也都先后请回了北京。

    朱德同志回北京后，总理和我陪同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朱总就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什么黑司令!你是红司令嘛!”

    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让叶剑英同志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解散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由叶帅主持。毛主席交待这项任务时，也是总理和我陪叶帅去的。毛主席见到叶帅后，当面向叶帅否定了所谓“二月逆流”的说法。以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讲了这个问题。

    这之后，毛主席又亲自批示了大量解放老干部的信件和申诉给我，让总政办理。在周总理、叶帅领导下，我们做了艰巨的工作，顶住了“四人帮”的阻扰，使得军队大批高级将领得到解放。

    “四人帮”粉碎后，到1980年11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陈伯达、黄、吴、李、邱及王、张、江、姚等一伙罪大恶极的罪犯，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分别判刑。

    历史又一次证明，一切反人民的罪人，都逃不脱人民的惩罚，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