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大家十分关心。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毛主席采取断然措施，在会上作了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主席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主席的批评很重，形势急转直下，大家终于明白，这次声势不小的风波绝非偶然。
几天后总理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李先念同志也回北京，换回纪登奎同志上山参加会。随后我和先念同志乘汽车到九江，等北京来的飞机。不久飞机来了，黄永胜、纪登奎下了飞机，我们就乘那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山上的有些情况当时不太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9月1日毛主席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送到北京后，我仔细看了几遍。毛主席的这篇文章，点出了事情的性质，公开批判了陈伯达，但对林彪还是采取“保”的态度，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70年10月14日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1970年4月15日毛主席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这最后一段讲政策的话，是毛主席当时的指导思想，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错误。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从1970年12月22日开至1971年1月24日。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主席在我的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我谈了话。
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他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从北戴河回北京后，总理又带我们一起去见了毛主席，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做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
经过批陈整风运动，毛主席从大量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南方巡视。他先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南昌、杭州，一路会见了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着重讲了1970年庐山的这场斗争，指出：“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员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说，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还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点出了庐山会议事件的反党性质，对林彪一伙公开严厉地进行了谴责。
毛主席8月31日到南昌后，获悉林彪集团骨干分子周宇驰曾到江西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进一步引起了警觉，于9月3日，离开南昌到达杭州。
毛主席沿途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传，可是9月5日当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武汉时，刘丰却把毛主席的谈话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于第二天一回到北京，就将此信息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就在电话上告诉了叶群。9月5日深夜，林彪在广州的爪牙将毛主席讲话内容密报北京的于新野，于记了十五页，在9月6日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送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两路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林彪一伙吓得失魂落魄。惊恐之余，狗急跳墙，他们决定下毒手谋害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