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信件，李仲公陷害贺龙步步升级

　　

　　　1959年10月，贺龙陪同毛泽东接见受阅部队代表

　　贺龙专案组把这个材料拿给江青。江青看后，指示专案组要再到国务院参事室去找那里的军代表了解一下李的情况。贺龙专案组找到国务院参事室军管会的人，请他们看了李仲公写的材料。国务院参事室军管组看了材料，采取了慎重态度，对这份材料作了如下批注：“李仲公是党外人士，现任国务院参事，所谈情况仅供参考。”

　　江青手中拿到了李仲公写的这份材料，如获至宝，她立即和康生商量，要开一个会，把贺龙的案子定下来。会议是1968年5月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康生、吴法宪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先是由负责调查的有关人员汇报情况，当汇报到李仲公说1928年贺龙曾给他两封信后来因搬家被烧掉时，康生立即说：那两封信为什么留下又烧了?那两封信一定更重要!

　　吴法宪立即接着说：“应给李仲公做工作，要他交出这两封信。要告诉他，如果将这两封信交出来，是有功的。”

　　这次会议决定继续对贺龙进行调查，调查的重点是找李仲公，让他交出贺龙的两封信。会后，贺龙专案组立即开会讨论，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要李仲公交出那两封信。他们决定派专人去找李仲公谈。6月下旬的一天，贺龙专案组的赵秀峰、刘士艺来到李仲公家，他们反复说明那两封信的重要性，要李仲公打消顾虑，交出那两封信。李仲公听后，一阵沉默。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的谎话说大了，哪里有什么两封信，原来就是自己为了陷害贺龙而编造的。但是，李仲公陷害贺龙的决心是下定了，谎话也要当真话说，而且，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那两封信，他决定自己伪造。他对专案组的人说，容我找一找。专案组的人走了以后，李仲公便动手伪造信件。伪造之后，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等专案组的人找他时，再交出。

　　时间很快就到了1969年7月。这时党的九大已经开过，贺龙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无论是江青、康生、专案组的人，还是李仲公，都认识到，贺龙已经失去了中央的信任，必倒无疑了。于是他们又积极行动起来，陷害贺龙。1969年7月，贺龙专案组第三次派人来找李仲公。来人专门做李仲公的工作说：九大已经召开了，原为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你还有什么顾虑呢?李仲公表示，自己没有顾虑了。他立即拿出自己伪造的两封信，交给来人。他为了圆自己的谎话，还煞有介事地对来人说，原来，是他老婆害怕，不让他交，他才谎说烧了。

　　李仲公伪造的所谓贺龙1929年给他的两封信中，第一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岁因严仁珊等之欺骗，既导兄之难堪，复陷弟于绝境，并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志今属擢，托熊贡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疏解，借表心迹，经以山河阻隔音信等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即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信不有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再正式派人晋京回候教益矣。

　　专此敬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十八日

　　第二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补达，十六年（指民国十六年——引者注）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爰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尽依依。此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还为此写了说明：

　　1929年5月中，我连接到贺龙请我代他向蒋介石解释、愿意投蒋的两封亲笔信(署名贺云卿，云卿是他的字)。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李仲公亲笔。1969、12、26日于北京。

　　李仲公为了让人相信他伪造的信，还画了信封的格式是：

　　专呈交通部李次长仲公勋启

　　贺云卿上

　　专案组拿到李仲公伪造的这两封信后，讨论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这就是贺龙求降的铁证。有人则认为，这两封信，不一定真实，可能是李仲公后来伪造的。在有两种意见的情况下，专案组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们决定上报康生，由康生定。康生看了看这两封信，认为是真的，他最后一锤定音：“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

　　康生此话一发，专案组就决定按他的意见办，把这两封信作为贺龙叛变投敌的证据使用。

　　“铁证”如山，李仲公的陷害将贺龙逼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