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怨未去，李仲公对贺龙添了新仇

　　谁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件正常的小事上，李仲公暗自对贺龙结下了新仇。这完全是李仲公多心所致！

　　事情是这样的：

　　1950年6月，中共中央筹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李仲公听说这件事后，不甘心自己担任的职务，十分想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中任职，他对组织部门提出，自己对这一地区情况比较熟悉，希望能够让他到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中担任一定职务。由于李仲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表现积极，他的名字进入了初选名单。但是，军政委员会在当时是一个重要权力部门，组织上选择人进入这个机构是十分慎重的。因此，组织部门在确定初选名单后，又在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没有想到，在多方面协商讨论进入军政委员会人员名单时，西南人士纷纷提出李仲公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的责任问题，于是，有关单位即着手对此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表明，李仲公在“三三一惨案”中确有责任。在此情况下，到底要不要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情况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想到，贺龙曾在1927年逮捕过李仲公，贺龙会了解李仲公的一些历史情况，于是便写信向他询问情况。本来，此前贺龙对李仲公要求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及组织上对他进行调查等情况，并不清楚。周恩来来信询问，贺龙才知道有人对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有不同意见。贺龙是个秉公办事的人。他于同年6月19日回函周恩来，信中说：

　　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公被捕的经过情形，我尚记得是1927年2月间(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在汉口严仁珊家中，经严的介绍，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其相识后，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第二天，李假刘湘的办事处（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席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席散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谓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至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

　　贺龙此信，完全是按照历史事实而述，并且写得很简单，并没有任何个人评论，可见贺龙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周恩来通过贺龙的信，大体了解了历史情况。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聂荣臻，了解李仲公的情况。聂荣臻回信说：“李仲公问题详贺龙信为证。”

　　有聂荣臻的证明，事情就十分清楚了。最后，中央根据各方的意见，在中央拟任命西南大区军政委员的名单中划去了李仲公的名字。

　　没有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李仲公认为是时任西南军政主要领导人贺龙不同意。后来他又听人说，是因为过去他到武汉帮助蒋介石拉军队的事才没有让他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他便由此想到，是当时亲自抓他的贺龙向中央反映了历史情况。因此，李仲公更加怨恨贺龙。

　　1957年，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要安排一些民主人士进政府担任职务。中央根据这一指示，决定扩大安排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各部门任职。当时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再次不满意自己所任的职务，想要到政府中去担任实际领导职务。他直接找到周恩来，提出可否安排他到贵州任省长。中央对李仲公的这一要求十分重视，决定广泛征求意见。当征求已在中央工作的贺龙的意见时，贺龙提出：1950年因历史问题，都没有让李仲公进西南军政委员会，现在如果让他担任贵州省省长，更不合适，因为省长是地方政权的一把手，派什么样的人去任职，一定要慎重。中央同意贺龙的意见，没有让李仲公去担任贵州省省长。李仲公由此更深深地恨贺龙，伺机报复。

　　挟私报复，李仲公等到了陷害贺龙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