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空军政委不听话”为由，要求整顿空军，向空军夺权

　　1975年10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邓小平副主席找张廷发谈话，他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张廷发简要汇报了空军存在的问题和准备用整顿的办法来解决。邓小平听后表示满意，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张廷发：“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不久，张廷发又见到叶剑英副主席，他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两位副主席的话，归纳起来，一是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二是部队要整顿。张廷发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不管形势怎么变，这两条要始终把握好，完成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历史交代。

　　1975年12月10日，王洪文点名要找空军党委一、二、三书记和高厚良副政委谈民航问题。那时，民航归空军领导，空军第二政委余立金为民航政委却没有被找去开会。

　　早不谈，晚不谈，选择1975年底谈，王洪文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首先在政治上，他以为全党全国形势对他们一伙极为有利。11月底，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对全党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明确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这些话，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的。其次，在具体工作上，也作了充分准备。王洪文通过他在空军和民航的亲信，说“民航常委扩大会是‘右倾翻案风’的会”，“余立金在会上带头搞‘右倾翻案风’，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会议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他把民航党委扩大会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全套文件和小组会记录都调去了。

　　王洪文的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一大批民航领导干部，进而否定空军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终否定主持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叶剑英、邓小平，以便实现打倒他们和军队各大单位一大批领导干部的野心。

　　王洪文要打倒余立金政委和民航一大批领导干部的事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暂时挂起来了。张廷发心里想，王洪文迟早还会再挑起事端。

　　1976年2月25日，江青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召集12省、市、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打招呼会。

　　作为第一书记、空军政委的张廷发，当然要参加这个会。此外，还有两名空军党委常委参加会。对于江青召集的会，张廷发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前年江青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派联络员来空军送信、点火，把空军也都搞乱了。

　　在空军机关和一些直属单位，大字报满天飞，随便点名批斗领导干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机关大门外，上访的、点名来揪人的、串联的波及到了空军的大大小小营院。

　　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召开的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江青等人对这次会议极为不满，要全面否定。江青要与会领导同志“转弯子”，并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空军政委不听话”，威胁要解决空军的“问题”。

　　1976年4月21日、24日，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私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谈话”。21日的那次“谈话”，张廷发托病没去。曹里怀副司令员、高厚良副政委等去了，回来后说：“王洪文很凶，叫嚷我是党中央副主席，我有权！空某军的干部、南空的干部、民航上海局的干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也不许动。”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支持的那几个人，他自己不说，空军党委常委还不十分清楚，他那么一一点名，空军常委反而一清二楚了。常委们都是长期在军队工作的，特别是常委中的红军干部，在关键的时刻应该听谁的，是很坚定的。张廷发毕竟是经过多次政治风浪和战争考验，心里有根主心骨。听党中央的，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个信念不会动摇。

　　倒打一耙的“四人帮”妄图将“杜忠事件”作为甩向空军的一颗重磅炸弹，砸开空军的班子

　　王洪文这次“谈话”不久，便传出了“空军政委不听招呼”的话。这当然是指张廷发。这个话，江青在2月中央“打招呼”会上就说过。张廷发左思右想，“不听招呼”只不过是个借口，实质上是要整人了，要整空军，或者说是要把空军拉过去，采取先打后拉的办法。这种伎俩，对这些长期在军队工作的老红军是瞒不过的。

　　事隔不久，王洪文一伙借此制造了一个“杜忠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