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富人强人的出现并不是个人努力奋斗那么简单。中国的例子最简单，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新富阶层。美国的例子虽然不明显，但是美国两党税收政策的每次调整，都关切着富翁财富的“增减”。不论增减，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富翁们，其总体的“社会责任”水平不说是全世界最高的，也能算的上前列。这种传统自工业化时代就有，例子很多，工业化进程中，富翁们为了缓解种族矛盾，通过资金支持、股票赠予，努力创造了一个“黑人资产阶级”；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为了解决工人们的住房问题，不少富翁出资为员工建房维持劳资关系。现代美国富翁们的慈善事业就更无需再提，想必国人大多能耳熟能详了。

　与此相比，“富人移民”们却给出了“怕均富”这个“伪理由”。崇信“个人致富”、认为“因为个人能力才获得当今地位”的富人们，也许该想想，如果没有中国被人为控制的“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如果没有“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否还能有“趾高气扬”腰缠万贯的富足生活？

　面对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实，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劫富济贫”的民间“义事”和“起义”，也出现过由政府出面实现“绝对公平”的“左倾”路线。可是，在当代，是个人都会想到，改革开放的政策、市场经济的潮流不可能被阻断，历史也不会退回到那个时代。问题是，面对贫富差距，连坐拥财产万贯的富人们都怕了，因而只有“一走了之”。在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之余，还给曾经“富我”的社会扣以“怕被均富”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