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后，营造墓穴自然非陆根记莫属了，这也是陆根泉最后一次孝敬戴笠。

　　戴笠墓所用石料与中山陵一样，都是从苏州运来的优质花岗石，沈醉当时负责监造。整个墓地大约在1500平方米，墓呈长方形，四周镶嵌花岗石，墓前竖立一块花岗石墓碑，上书“戴雨农将军之墓”，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手迹。

　　戴笠墓十分豪华、气派，碑前设供奉石桌，两侧置石凳，墓道是水泥建造，左右环绕。成为当年总理陵园一景，很可惜，现已不存。1953年2月，毛泽东来南京谒中山陵时，特地询问戴笠墓一事。当听说“已被废除了”，毛泽东惜称，“不要把他搞掉，留作当反面教员嘛！”

　　沈醉时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戴笠的亲信，他从始自终参与了戴笠丧事的全过程。从去飞机失事现场寻找残骸，到后期安葬，沈醉都是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回忆录还是有一定可靠性的。

　　据沈醉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上午九时左右，戴笠的222号飞机由天津起飞。到上海时天气很糟糕，正降大暴雨，上海机场不同意降落，便转飞南京。当时南京也正下着大雨，机场勉强同意降落。

　　由于云层很低，又是雷雨，飞机与地面联络很困难。在穿云下降时，飞机其实已越过机场，飞到在南京东边300里外的江阴去了。飞行员还一再与地面联络，但到十二点半以后，联络突然停止，地面再也呼叫不到“222”了。沈醉这里的回忆有误，当时飞机没有飞到300里的江阴，其时，戴笠的专机撞在南京江宁板桥镇南的一座山上。

　　后据附近一些现场目击居民说，在大雨中，飞机飞得很低，先撞在一棵大树土，才冲到不到200米高的山上。在一声巨响之后，接着便是一片大火，因带的汽油很多，在雨中一直燃烧两小时左右才熄灭。

　　机上共有10人，无一生存，个个烧得焦黑，身首肢体均残缺不全。机身也被烧毁，只留下尾部还可看出它的编号来。

　　过去有“大将忌地名”的说法，戴笠之死当时也传是“回家因果”命理注定。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戴笠飞机撞的山叫“岱山”，山腰上有一条水沟叫“困雨沟”，山脚下有一座不大的“戴家庙”，你说巧不巧？

　　但好多都说这是戴笠杀人太多，遭报应了。

　　因为大雨连续冲刷，尸体全都冲到那条“困雨沟”内。军统本来打算准备在戴山山腰建立一座石塔作为纪念，后因花钱太多，局务会议上没有通过，而在原址立了“戴雨农将军殉难处”石碑，山下的戴家庙也修饰了一番，让他的死魂灵在“家”里安居。

　　戴笠死后并未立即下葬，其棺材一直放在南京中山路办事处。三个月后移到总理陵园（今中山陵）内的灵谷寺，暂厝前面的志公殿内。同机死去的另外9人，葬于南京东郊仙鹤镇军统公墓。

　　志公殿灵堂布置很讲究，殿的西间立有木制精雕细刻的“戴雨农将军之灵位”亡灵牌，蓝底金字，边饰云纹，灵牌高约1米，底座0.3米，左右飞出八字形，顶端凸出荷花边，制作精致，供奉在长条式的香案上。这块亡灵牌，在平毁戴笠墓时，一并被毁。

　　灵堂内还挂有当时许多部门和高官、社会名流的挽联。有一副挽联当时传了是共产党的地下党，或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人物所送：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诽谤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据沈醉回忆，此联是章士钊送的。

　　章士钊是毛泽东东的座上宾、“文革”年代大陆外交界红人章含之的养父。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后，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社会职务。

　　章士钊在1949年后接受的一项最重要任务，是1973年7月作为国共两党特使去香港与台湾要员会见，但却意外病故，不然两岸边可能已和平统一。

　　据章士钊生前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透露，沈醉说的只对了一半，此联确实出自章士钊，但却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群再三叫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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