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4条意见”，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跌千丈，而作假的人却步步高升，红极一时。

　　1972年6月中旬，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之后9个月，罗瑞卿奋笔疾书，写下了压抑在心底多年的声音：“这个捏造（指吴法宪引刘亚楼的话诬陷罗瑞卿）也利用了死无对证，可是他造得不太高明，首先要问吴法宪，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当时不揭发，要等到三月会议才揭发呢？大概那时还没有捏造好，是不是！仅此一问，就可以戳穿他……我说蠢得比猪还蠢的人，就是这个吴法宪。”

　　事实是，自从刘亚楼病重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十分关心，经常打电话问候，并专门从北京给刘亚楼写信，叮嘱：“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

　　1965年5月3日，罗瑞卿赶到华东医院看望刘亚楼，随后并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刘亚楼的后事安排。

　　5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享年55岁。

　　虽然因那个所谓的“4条遗言”而备遭磨难，罗瑞卿却是个大度的人，并不因此忌恨谁。

　　1977年，翟云英打听到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罗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她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这位蒙难多年、刚正不阿的罗瑞卿。

　　“罗总长，这些年我就是想见见你，跟你说一说，他们说亚楼讲了你什么‘4条’，可全是造谣啊！说我签字证明，也是他们耍的鬼把戏。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我不会干那种事的，请你相信我……”

　　罗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摆摆手说：“这件事不要提了。云英同志，你也别背包袱。我很了解刘亚楼同志。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冒出个‘4条’来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林彪为了搞我编造的谣言，这笔账应该算在他身上。”

　　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为澄清事实，请总政治部调查了解。总政治部经调查后，专门派人登门向翟云英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和总政领导的关心：“中央对刘亚楼司令员评价很高，当年的悼词没有变。至于那个‘4条’，完全是林彪一伙故意制造的谎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谓刘亚楼遗言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徐水涯摘自《红墙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