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牛棚”生活

    我和任秘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将我们湖南之行的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向李德生主任作了报告。很快他就指示，把我俩向他的报告改一下，改成由他署名向周恩来的报告。

    １９７２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靠边站”被审查的干部要得到解放和分配工作，按当时的惯例都得有个审查结论，有问题要写清楚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也得写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六位将军中的五位都是立了案的被审查对象，要解放分配工作，当然也需要由审查他们的机关提供结论材料。秦基伟没有立案审查，但因为他与其他五位将军一直在一起，这次也只好等着一批办理。

    五位被立案的将军，只有王蕴瑞归我们第二任免处业务管辖范围――南京军区审查，其余四位的立案单位不属于第二任免处的管辖范畴。因此，领导上就把了解专案组对王蕴瑞审查情况的任务，交由我们处办理。那时候谁都知道，领导机关向下面了解对被审查干部审查的进展情况，是要求尽快结案的一种催促方法，也就是解放干部分配工作的“前奏”。但是，要了解和搞清楚被审查对象的情况，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所述：“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有江青、张春桥的捣乱；在基层，有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某些干部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王蕴瑞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催问了南京军区几次，负责搞他专案的人员都说，王蕴瑞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查清，所以还不能作结论。什么问题呢？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们第二任免处的工作人员都将此作为笑料来谈论。１９３４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红军组建了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为司令员，粟裕为参谋长。１９３５年夏，组建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当时叫王永瑞）出任司令员。不久，军分区被国民党军队“围剿”打散，部队大部伤亡，王蕴瑞与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便与浙江籍的一个参谋化装跑到该参谋老家隐蔽起来。国民党的“围剿”越来越残酷，王蕴瑞又不会讲浙江方言，在参谋家里无法长期躲藏。这时参谋的父亲出了个主意，建议王蕴瑞回河北老家去避难，并凑了点路费，与参谋一起将王蕴瑞送到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列车。１９３７年秋，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王蕴瑞很快与部队取得联系，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

    “文革”中，有人怀疑王蕴瑞从浙西南军分区被打散，到重新回到八路军工作，中间这一段的历史有问题，便立案进行审查。专案组经过调查取证，浙江的那位参谋证明，王蕴瑞上火车前没有被俘、被捕问题，河北巨鹿老家的人证明王蕴瑞回家后，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是，专案组以王蕴瑞从浙江火车站到河北巨鹿的中间，尚未取得没问题的证明为由，坚持不能下结论。我们说服专案组的同志，王蕴瑞从浙江上火车到巨鹿的中间，没有人证明他没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人证明他有问题呀！单独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中的活动情况能找到证明人吗？你们这样拖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最后专案组不好再坚持原来的观点而作罢。

    １９７３年４月，解放六位将军的准备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正式决定六位将军离开湖南灰汤，到相应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到什么地方等待呢？经总政治部研究决定，两位大军区正职干部来北京，其余四位，凡是与原单位两派群众无瓜葛的回原单位，否则也来北京待命。４月下旬，干部部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电话通知了广州军区，请他们责成湖南省军区，派员护送秦基伟、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四位将军来北京；通知昆明军区，请他们派干部到灰汤将胡荣贵、张子明两位将军接回昆明。

    ４月２８日，秦基伟等四位将军抵达北京，我到火车站把他们接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仍然安排在他们三四年前住过的后小楼待命。待命期间，分工由总政干部部任免二处负责照顾。４月２９日，我将庆祝五一节的游园票一一送给四位将军。５月１日，他们高高兴兴地参加了首都各界的大型游园活动。５月２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联播节目和各大报纸，都播出、刊登了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报道中专门有一段说：“参加节日联欢活动的还有：……秦基伟、李成芳、郭林祥、廖汉生、吕东、姚依林、钱信忠、张稼夫、李质忠、童小鹏、邓典桃、李步新等。”

    秦基伟、李成芳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消息公布后，好多人都去招待所看望他们，表示祝贺。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他们的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相见，都感慨万千。

    过了不久，六位将军陆续分配了工作。秦基伟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成芳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胡荣贵仍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任铁道兵副政委，王蕴瑞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力雄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