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在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由乡村小学徒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从最初的一名地方基层干部成为著名的军事家，由擅长军事工作成为新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领导人。他经历了无数艰险，但屡现大智大勇。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传（1949-1992）》，系统、详实地展现了他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反映了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而作出的巨大贡献。读来情趣盎然，令人感佩不已。

　　 受命于危难之际，成功地把部队带出绝境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失败，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势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让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余部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不仅环境险恶，条件艰苦，而且内部意见不统一，总部机关几位领导干部长期习惯于徐向前、陈昌浩的直接指挥，不把李先念等放在眼里(李先念曾建议西路军余部左右两个支队一起行动，免得被敌人各个击破，但被右支队领导人拒绝，结果右支队全军覆没)。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把剩下的三千余人，交我统一指挥，我心中无底。”但李先念在这严峻时刻，勇敢地挑起了率领这支严重削弱的部队突出重围的重担。他分析，东面、北面敌人重兵集结，南面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向西入祁连山，虽然是渺无人烟的冰山雪岭，自然条件恶劣，但易于摆脱追敌，对于失败的军队来说，摆脱敌人就有希望和出路，因此坚毅地决定西进祁连山。但当他率领左支队计划翻越祁连山时，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回东边，有人主张去陕北，有人主张就地打游击(有几位领导无法说服，只好同意他们留下，结果被敌人捕杀)。当翻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祁连山，到达祁连山河谷时，又有人提出分散行动，李先念根据多数人意见，坚持部队集体行动战胜困难的计划，继续西进。在安西突出敌人包围、进入戈壁滩行进几天后，又有一种意见要求原路返回、退出戈壁滩，再寻路线，李先念没有同意：“这步棋得慎重啊！”他依靠指南针坚持前进，终于到达新疆星星峡，把部队带出绝境。艰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徐向前对此高度评价说：“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关于安西之战

　　 李先念在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问题的谈话中说：一定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也要尽量做到符合历史事实。《李先念传》遵循了这样的精神，写的详实而有历史厚重感。比如，关于西路军走出祁连山后的安西之战，作战失利并遭到敌人追围，疲惫不堪的红军损失很大。通常的说法是此战是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决定的，但在逻辑上颇有不通之处，为什么李特会越过最高指挥员李先念，而李先念为什么没有阻止。《李先念传》用李先念的回忆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关于西路军问题，作为亲历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先念传》以“血染的征程”对西路军的历史、特别是李先念的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实。

　　西路军问题曾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在“左”倾思潮盛行、强调“路线斗争”的年代，西路军被当作“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并且许多西路军指战员因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受到不公正对待。近二十多年来，对西路军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李先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他就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谈话，1983年2月25日提供给中央领导人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91年7月8日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西路军写作的意见，都推动了学术界对西路军的研究。目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比如：一是西路军西征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在整体上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二是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张国焘没有关系。三是肯定了西路军征战河西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特别是2002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作出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西路军问题中值得研究的内容还很多，许多关节点的研究还需要深化，对其存在一些认识分歧在科学研究中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