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社会收入差距没那么大，上学难问题也将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在回答一位基层小学校长提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把缩小收入差距形象地比喻为突破教育领域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牛鼻子”。(《新华每日电讯》)

　这为思考教育问题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的分析告诉我们：如果说，财政投入不达标制约着教育的发展，那么，收入差距过大，正在“阻击”着教育的改革。

　朱永新提出了一个“教育恐慌”的概念。仔细琢磨，不难发现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现实，的确是导致民众产生“教育恐慌”的一大“罪魁祸首”，而“教育恐慌”下的巨大压力，使得推进教育公平、推行素质教育的许多努力，往往都会面对社会心理的反弹。

　以择校热为例。多少家长和青年学生从周围的社会现实中深刻认识到，若不上名校，工作很难找；就算找到了，收入也不高，因此生活不好，甚至生存不了。父母深谙这一道理，下着狠心逼孩子学习，说是着眼未来，为了你好。可见择校是为了择业，择业是为了避免沦为低收入群体。

　父母苦口婆心地反复叮咛，对孩子的影响沦肌浃髓。在如此精神重压下，无论减负的呼吁声有多高，也无论应试压力下的学习之于他们多么无趣，也得被动地加入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

　有些孩子不堪重负，中途“败下阵来”，自暴自弃。而即便忍痛负重，能上名校的毕竟很少，一些孩子甚至为没考上那凤毛麟角的三五所顶级高校而自卑，误认为自己能力不足，郁郁寡欢。至于那些坚持到底，取得胜利，迈入名校殿堂的孩子，在选学科时，主动或被动地扎堆“钱途”看好的经济管理类专业，及至就业，却又因此类人才供大于求而“贬值”。寒窗苦读十几年，依旧面临就业难。孩子想不通，信心受损，自觉前途渺茫。把孩子逼得如此这般的父母，则更在心疼之余，后悔不及。

　另一方面，急功近利地涌向所谓“热门”专业，无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不仅导致“千人一面”，还使得科学研究遭到弱化，思想文化停滞不前。试问，一个国家若是缺少科技支持和文化沉淀，何以发展？在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下，教育遭到扭曲。无数青年一心盯着“钱途”的学习动机，损害的将是民族的未来。

　“择校热”的原因在于收入差距，“下乡难”的根源亦如是。再肯吃苦的青年才俊，也很难接受农村教师每月才百十来块的收入。而针对代课教师、高校行政化等热点难点的讨论，也是围绕教师的收入待遇进行。

　不仅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对解决教育领域问题十分关键，目前部分地区存在的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奇怪现象，也主要是由不同行业领域甚至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所致。因此，缩小收入差距，实际上已经成为开多个锁头的“钥匙”。

　这也表明，此次两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重要议题，选择得多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