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信立泰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引起关注，缘由是该公司董事长叶澄海24年前曾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如今叶澄海已是保守身家高达34.09亿元的富翁。

对于副市长下海变亿万富翁，出现两派不同观点。支持者认为，这有益于拓宽官员出路、使行政队伍有进有出、终结领导干部终身制。选择下海是官员的自由，畅游也好，呛水也罢，比赖在机关熬年头强。混好了，发了财，是人家的本事，说明人家找准了官场之外的人生定位。

反对者的疑虑是，当富豪榜变为“杀猪榜”，当许多衣冠楚楚者被“扒粪”出第一桶金之黑臭，坊间难免对一些人、一些事疑神疑鬼。24年前的副市长转变为身价数十亿的阔佬，并且在审批“学问”多多、“水很深”的A股市场获得公司上市资格，想不扎眼都难。

有人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有罪推定”是不理性的，对当事人也是不公平的。质疑者则反问：谁能保证副市长在华丽转身的过程中，没有动用过曾经积累的一丝人脉？在各种审批与项目发包中没有获得过半点“近水楼台”？前副市长甚至没有进行过“自证清白”，旁观者为何不能提出一些疑问？

还有人提出“他山之石”——发达国家在政商两界来回转换角色的人有很多，国外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是“离职回避制度”。也就是，根据离职官员的不同职务、不同专业，相应设定禁止从事某些行业的年限，甚至是永不得涉足的领域，违者将受到严厉惩处。据说，加拿大曾有移民官员“下海”当移民顾问，结果受到严惩。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为军火商进行政治游说，也被告上法庭。

的确，严格的职场回避制度，可以减少以权谋私的空间。问题是，我们至今都没有相关法规，对那些已然下海、没有采取过回避措施的前官员，难道只能既往不咎？就算我们认了过去的事“法不禁止即可行”，如今的官场又有多少构建“离职回避”的氛围？不仅如此，还有期权腐败一说，期权的兑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官员在职时，我们的一些监管尚且漏洞颇多，一些处罚难掩“蜻蜓点水”；官员离职之后，现有的约束机制更是不容乐观。

说到底，官员自身回避也好，官员亲属不得经商也罢，制度的设定都是“官员自己给自己设限”。无论是行政提拔，还是对官员的政绩考核，目前依然是由体制内领导说了算，纵然民间对官员行政、各级行政机构的法规有这样或那样的微词，但官员体系仍旧缺乏“由外及内”的绝对压力与动力。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民间认为官员管理仍旧是“左手管右手”，只要官员体系内部还是“只对上负责”，各种猜忌、隔阂、疑虑就很难消减。（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