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

中小学暑期补课算是个顽疾，奈何法不责众。这些年过去了，报纸电视都懒得曝光了，补课都补成产业链、搞出分期付款的奇闻了，公众能做的， 也就是闲得无聊的时候呼吁一下“把暑假还给孩子吧”。当然，有关部门也需要做个回应，表个姿态，于是就有了一年一度的禁补令。7月5日《京华时报》消息说，昨天，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发出通知，要求把时间还给学生，不允许集体补课，要严格控制学生作业量。

我也曾奋斗在中学一线，说实话，没有多少老师希望集体补课。原因很简单，教师也是拿普通工资的普通人，这些年，教育乱收费整饬得力，补课费聊胜于无，平时工作就很累，双休也在补，还有几人乐意暑假再去近乎无偿地挥汗如雨？但是，不愿意补课，不等于可以不补。周边学校补得风生水起，你不补，家长那边交代不过去，成绩上更交代不过去。因此，有钱没钱，高兴不高兴，都只有“补”路一条。

假期集体补课顽疾，根在何处？有人归咎于老师贪财、教育功利，这个说法就好比说牛奶里出了三聚氰胺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使然。无论哪个职业，合法追求正当利益，不是一件可耻的事。真正的问题在于监管，在于平衡教学领域规律与秩序的维度是否缺位。

集体补课当然是悖逆教育教学规律的。如果是个人，即便三更灯火五更鸡、头悬梁锥刺股，纯属个人爱好，精神可嘉，因为实在不济，累了随时可以倒头睡觉。但如果是集体行为，则性质有异，侵犯了学生私权，意在以饮鸩止渴的方式偷跑，属于典型的不正当竞争。回顾补课成疯的历史，恰恰印证了破窗效应：先是有个别“聪明”的学校发明“恶补法”，然后卓有成效，直至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视为典型，群起而效仿——这个时候，教育主管部门显然就要人格分裂了：一方面，需要漂亮的成绩做底子，凸显教育有方；另一方面，又要对补课引发的民意反弹做解释，体现素质导向。结果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年的禁补令都说得悦耳动听，却从来不见动真格见真章。

有人想不通，既然补课蔚然成风，按照比较收益的理论，当大家都补课的时候，好比大家都一起抢跑，比较收益近乎于零，为什么还要如此疯狂？答案有二：一者，补课恶习就像上了发条的兔子，想停也停不下来，因为本来就没有统一指挥者，如果贸然停止补课，谁先停谁受损；二者，更重要的是，在对补课的态度上，地方与地方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弹性差别相当大，正是有这个“弹性差”在，基层疯狂补课才有持久的相对收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抓素质教育的城市考生永远考不过农村考生的最根本道理——一个是规规矩矩上了三年课，一个因补课而在三年间读了四年书。

公众说要严禁补课，教育主管部门也跟着说要严禁补课，都是说说而已。只是，肩负监管职责的公权部门，如果每次只是发发禁令，不痛不痒地表个姿态，说比不说更糟糕：不说，大家还以为是没有注意到，做不好情有可原；说了不动，光有禁令没有责罚，不仅禁令的威信要打折，其背后的动机与心思也就不得不接受公众的揣测与质疑了。

教育主管部门或许还不知道，各地补课已然掀起了高潮。既然禁令出了，我们就看看今年的禁令会不会产生令行禁止的奇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