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瑞金去年11月推出“陪访制”，由村级、乡镇干部陪访民去上访。但今年一季度接访496件，陪访仅19件，大多访民不信任乡镇干部，绕开他们上访。（《新京报》6月26日）

　对于“上访”，咱并不陌生。一些地方为了防止“家丑外扬”，对上访者极尽“围追堵截”之能事，甚至对上访者打击迫害的，也并不鲜见。按理说，百姓维护自身权益，本该有稳妥的去处，不必千里奔波。然而，在法律门槛和成本相对高企的背景下，一旦出现当地干部与民争利的情形，再加上权力部门之间的官官相护、一手遮天，群众利益要想不被头顶的“这片天”彻底遮蔽，当然只能寄望于天外还有“包青天”，于是便不辞辛劳地一级级上访。

　不难看出，当地干部的不作为，甚至是干部自身与民争利的行为，才是民众不得不“上访”的真正缘起。此时，假如民众上访反而由当地干部“陪访”，就好比让“被举报人”去陪“举报人”举报一样滑稽。既然当地干部手中把持权力，如此“陪访”与其说是对上访者的护佑，不如说是对上访者的挟持与威慑。有领导在一旁虎视眈眈，上访者恐怕即便有“言无不尽”之心，也难有“言无不尽”之胆。

　事实上，“干部陪访制”一方面高估了干部们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也低估了老百姓的智商，现实中“陪访”遭遇公众用脚投票，不受待见，也就不奇怪了。

　总之，对于权力的制约不能过多地指望掌权者的自觉，而必须更多地依赖监督和约束机制的建立。权力缺的也不是“对民众的监督”，而恰恰是来自民众的监督，“陪访制”显然是搞错了权力监督的方向。

　　（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