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在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这一年的纪事中留下一句话：“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从这句话可以知道，通关节、走后门作为中国的传统具有多么悠久的历史。通关节不是好事情，属于“负面报道”，但这种“负面报道”有时也会牵连正面人物。比如鲁迅先生，他的人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和 通关节相连的：如果不是鲁迅祖父周福清通关节败露，致使周家“从小康陷入困顿”，那个叫“周树人”的绍兴男孩会不会成为“鲁迅”这个中国20世纪的文化巨人就难说了。

周福清通关节案发生在光绪十九年（1893）。该年正月初一，皇帝发布了一道圣旨：为了迎接次年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将开“恩科”，即在通常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之外加恩开考一次。这对全国读书人是个喜讯，因为多了一次考中的机会。会试之前的恩科乡试，在本年八月举行。当时周福清正在北京当官，他的母亲于圣旨发布的前一天去世。回乡办完丧事后的五月份，各省乡试的主考官名单发布，周福清发现浙江主考官竟是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殷如璋。那时候的“同年”，类似现在的大学或研究生同学，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脉。

恰好该年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要参加浙江乡试，考举人。不仅鲁迅父亲，周家的亲友中也有好几家要参试。于是，亲友们想到让周福清出面找殷如璋通关节，帮助录取。商定的办法是五家各出两千银元，共一万银元。周福清考虑到可以自己不出钱而顺带把儿子捎上，就同意了。考虑到殷如璋进入浙江后做事不密，所以，他决定在其从北京南下途中，以同年的名义去“投帖拜会”，把事办了。于是，他向陈姓亲戚借用了一个仆人陶阿顺，于七月二十五日赶到苏州守候。两天后，殷如璋的官船抵达苏州。周福清便叫陶阿顺带了信件求见，信中告知了通关节所用的暗号，并在另一张纸条上写明“洋银一万元”，暗示事成之后的好处费。当时殷如璋正在与人谈话，陶阿顺久等没有回音，于是就嚷了起来：“信里有钱呢，怎么不给收条？”这一嚷就坏事了，因为殷不能不考虑在座的那个人会向皇帝告发，于是事情败露，成为清代众多的科举贿赂案件之一。

清代对在科举中通关节的人处罚极重，行贿受贿双方通常都要处以死刑。比如咸丰八年（1858）顺天（现北京）乡试通关节案，主考官、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连同涉案的几个人全部处斩。周福清案案发后，尽管各级办案人员找出种种理由争取轻判，但光绪皇帝却认为“科场舞弊，例禁綦严”，周福清应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在国家方面，一再强调严肃打击通关节等舞弊行为，但在官场内部，却有另一种态度。周福清受审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多严重，却在公堂上“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可见在周福清的观念里，这种事他见得多了，大家都这样干，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人家都没被处理，凭什么我被处理？周福清的这番话很快就传播开去，远在北京的很多人都知道了，十一月初七日御史林绍年在奏折中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官场中通关节是习以为常的，大家都不当回事，国家法令虽严，实际上并不怎么起作用。国家法令严禁“通关节”等破坏公平的行为，体现了公平的社会价值，但是公平很难真正实现。

“通关节”的关键，是考官的“衡文”权力。科举考试考的是写文章的水平，品评、衡量文章的高下，这叫“衡文”。朝廷赋予主考官权力，就是赋予其“衡文”的权力。由于“衡文”是主观的，如果主考官想把水平不高的文章定为优良，那完全是在他权力之内的，所以“衡文”权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通关节”，实质就是对“衡文”权的赎买。赎买的方式，则是“贵者托以势，富者托以财，亲故者托以情”，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社会资源来决定。

社会资源中，最重要的人脉，包括因血缘（亲友）、地缘（同乡）、业缘（同学、同事、战友）等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关系”面前，法律是虚的，公平是因人而异的。中国人习惯于利用各种“关系”去争取“公平”和“超公平”。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心领神会，中国人特别注意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成为大家心知肚明的生存智慧。（洪振快　历史学者）